情系教育出版：师父引路，迈向编辑门槛

初到出版社，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完成从大学生到编辑的角色转变。在这样的转变中，好“师父”是最关键的。我最幸运的就是遇上了王耀先、朱秀丽、安名勋、沈友益、姚玉洁、李松岩等一大批好领导和好老师，他们不但无私地向我传授编辑出版业务知识，还以公道正派做人、严谨求实做事、扎实有效工作的优良作风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大学教材研究室，我有幸与研究室的负责人、后来担任高教社副社长的王耀先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得以耳濡目染领导同志的人格魅力。那是工字楼（改建后的7号楼）二楼正对着楼梯的一间狭长的办公室，木地板，摆了四张办公桌。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和他之间隔着一张空桌子（后来负责生物的矫永平坐在那儿），我后面坐的是安名勋。王耀先是党支部书记，安名勋是支部委员，我就坐在两位领导之间。一开始不免有些紧张，但是他们都很和蔼，办公室里氛围很好。大家称呼他们“老王”“老安”，我也跟着这么叫。他们都叫我小张。那时出版社里称呼比较随意，但很亲切。后来才慢慢改称“老师”。现在都变成“主任”“处长”“总编”“社长”这类职务头衔了。我觉得这是受社会上官本位习气的影响，不利于全社人员的和谐共事。所以，我刚担任总编辑后，大家叫我“张总”，我很不习惯，也不舒服，但也没有办法。我只好说：“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某某总的，也就相当于北京人过去喊的‘师傅’嘛。”于是有的员工跟我开玩笑，喊我“张师傅”。

当年老王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平易近人，一点儿架子也没有，但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细致入微。那时谁要出差，走之前都要向他请示。他总是嘱咐说：“到了地方，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要注意听，不要轻易表态，有问题带回来，向领导汇报。”因为出版社隶属于教育部，出差的人会被视为代表教育部去的。社里有着很好的勤俭节约的传统，就是某个人为某事去某地出差时，领导可能会让他顺道代办其他的公事，以免几个人去同一个地方出差，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出差的人回来后，必定向领导做详细汇报，还要提交书面报告。如果没有，老王就会跟他说：“你回去把材料好好整理一下，我们出个简报。”像这样的事，老王总是事前有交代，事后有检查。

在“四人帮”倒台以前，出版社已在逐步恢复出版少量教材和教育图书。老王对自己终审把关的每一部书稿都看得非常仔细。书的前言、后记他都要细看，内容也要抽查。看完了就把编辑叫到办公桌前，一页一页、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给他讲：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改，那个地方为什么可以不动。我在一旁一边看着自己的稿子，一边听着他说的话，心想：原来当编辑要这么细啊！我这本稿子可得看仔细了，免得到了他那儿，给我找出毛病来，很难为情。老王认真负责的态度就像无形的鞭策，督促我一遍又一遍地审读稿件，直到自己觉得心里有底了才发稿。

回想这些细节，其潜移默化中给我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到后来轮到我能审阅稿件或批示公文时，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像老王一样，把责任编辑或公文起草人叫到我办公室，与他们交换意见，说出我改动的理由，而不是以领导自居，修改后一推了之。

坐在我身后的老安（后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长），可以说是一位曾经决定了我人生命运的重要人物——是他去武汉大学选调我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有一次他和我聊天，说起第一次坐飞机的事。他笑着说：“小张啊，要不是你，我还坐不了飞机呢。”原来，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水库溃坝，洪水横流，京广线中断，他去武汉坐不了火车，只好坐飞机去了。他说，因为学校想让我留校，因此在武汉大学提供的推荐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但是他通过别的渠道了解了我的情况后，直截了当地向学校提出调取我的档案，又听了系里的介绍，觉得各方面都很符合要求，就选定了我。由于这份特殊的缘分，工作中他一直特别关心、爱护我。我也一直对他心怀感激和敬意。(www.xing528.com)

说起老安到学校选人，确实反映出那时出版社“门槛”很高，不是谁想进就能进来的：能进出版社的人必须是教育部重点院校的优秀毕业生，最好在学校做过社会工作，担任过学生干部。因此，尽管学生毕业时有国家统一分配指标，但出版社选人必须到学校面试后才能确定是否入选。如今，出版社用人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门槛”高低不一。当然，每一次改革都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印象深刻的是，从1999年开始，高教社试行向社会招聘，慢慢地形成一种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当年招聘的那些员工现在都成为各部门的业务骨干，也是社里的顶梁柱。

1976年4月，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差，是跟着沈友益去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的大专院校，了解当时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方法、教材使用等实际情况，为出版社的教材出版提供参考。我们深入各个院系，和老师开座谈会，白天晚上连轴转。往往是上午下午开会，我做记录，晚上汇总整理，写出报告，经老沈改定，第二天就把原始记录和报告通过邮局寄回北京。我们调研了很多学校，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先后寄出了六七封信件，让社里及时了解情况。出差回来后，老王表扬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细，及时地把信息反馈到社里了。”老沈曾是教育部的老同志，工作非常认真，生活非常简朴，这些也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俩出去住双人间，都是学校的招待所，有时候还与学生一起挤在他们的集体宿舍里。他低调、务实的工作作风，也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做了社领导，与同志们出差，经常说“住宿条件好些差些无所谓，条件好些的宾馆可以住，条件差些的招待所同样能住”，就是源于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1976年8月唐山发生特大地震后，出版社的房子受影响也倒了不少，我们只能在抗震棚里上班。那是北京最闷热的季节，老同志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加工稿件。此情此景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终生难忘。记得有一位负责电工专业书稿编辑加工的老编辑姚玉洁，为了核实书稿中的一个数据，大老远地跑到她的母校清华大学，进实验室做实验来验证这个数据。在编辑业务方面，我的启蒙老师是负责物理专业书稿编辑加工的李松岩和负责电工专业书稿编辑加工的陶思雨。具体如何看稿子，如何做编辑加工，甚至每个标点符号的用法，都是他们手把手教会我的。我经常主动向他们请教，他们也总是耐心细致地、毫无保留地教我怎么做。那时，教材中的习题及其答案，都要求编辑一一核对。我在加工书稿的过程中，也经常去北京图书馆和北师大图书馆翻阅资料来查证、核实一些疑点。（可惜现在，因为加工、发稿、看样、市场调研等工作量超大，有些编辑心浮气躁，不能扎实沉潜，很少有人能够这么谨慎小心、字斟句酌了。）

1976年与沈友益（左）去昆明调研学校教学情况时留影

老同志们身上所体现的那种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我、教育了我。出版社的优良传统，就是通过他们的以身作则与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融入我的血液之中。后来我在编辑和行政管理工作方面获得的许多知识和感悟，都是在老同志们身边熏陶浸染而来的，这让我终身受益，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