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型受众是指具有正确的媒介识读态度和强烈的媒介批评意识、能运用媒介批评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对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进行理性思辨和审慎鉴别，并积极参与媒介意义生产全过程，从而增生媒介免疫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的接受群体。
我国对批判型受众的研究主要起源于文学批评领域。批评理论最早产生于文学批评，围绕着作者、语言、读者、现实和文本五个方面寻求解释文学作品的意义，为什么会产生意义，并从中挖掘和阐释普遍的含义与价值。
文学批评活动存在着“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三种范式，抑或在三种范式之间合理游走，都兼顾了世界、作品、作家和读者四个要素。文学作品与媒介产品有着内在的相互对接，文学可以看作作者与读者间的一种交流，是以语言为载体向读者传送的一个关于现实的文本。早期的文学批评为了提高读者对作品特性的理解、认识和欣赏，自发地置新闻、广播和通俗文化文本于视野之外。以利维斯为代表的利维斯派将文学批评理论和现代媒介研究相结合，分析读者对权力和媒介商业化运营的态度，启示着我国文学批评活动开始关注媒介文本和受众阅读。
文学批评领域接受美学的出现和繁荣，强调了文本阅读的读者反应，回答了不同的公众有不同类型的期待视野，文本对于某一读者群不能接受却可能被另一读者群所接受。读者本着“本隐以之显，求易而得难”（陆机《文赋》），或“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的执着，才能从整个文本语境中剥茧抽丝，开掘其潜在的内涵隐喻和价值意义。文学批评领域对读者在文学作品阅读中的主体性地位的发掘，透视出了批判型读者意识的萌芽，是传媒批判型受众研究的理论原点和实践基础。
政治学研究中曾提出过“批判性公民”，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觉醒，推动了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政治研究的系列成果显示：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和直接的批评提示与监督行为，促进了政治健康发展。这与传媒批判型受众参与传媒批评活动有利于传媒健康发展是同一层面的价值诉求。
教育学包括传媒素养教育提出：知识经济时代是崇尚“批判性思维”的时代，“批判性思维”是健全人格的基本要素，是创新思维培养的前提，是信息素养的组成部分。教育学以及传媒素养教育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和强调，同样是传媒批判型受众培育与培养的具体内涵。
从文学、政治学、教育学乃至其他学科，批判性读者、批判性公民、批判性思维等的重视和培育，是国内批判型受众研究的重要文献。复旦大学媒介素养研究基地对媒介受众批判意识建构的实践，[63]也同样强调了当下传媒生态环境中批判型受众培养的重要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的包容性进一步强化了受众的主体性意识，受众地位不断上升。批判型受众是对媒介及社会的一种监督，培养受众的批判和质疑精神，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媒体的完善；教育受众以科学的精神严肃对待，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的，正确使用新媒介；引导受众批判什么、如何批判等，彰显了批判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时代赋予受众的一种权利。[64]
国外受众研究被置于传播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诸学科范畴，呈现出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和文化研究的（批判的）受众研究范式。丹尼斯·麦奎尔把受众研究划分为“结构性”（structural）、“行为性”（behavioral）和“社会文化性”（social cultural）的研究三类，并对三种传统进行了概括性比较，提出了有逐渐整合的迹象。[65](www.xing528.com)
批判型受众研究偏重于麦奎尔所言的“第三类传统”，目的是研究受众批判性地理解所接收内容的意义及其在语境中应用的能力。传媒文化的建构式生产，是一个编码的媒体过程，生产（编码）建构了信息，阅读消费（解码）产生了意义。解码依赖于受众预存的立场产生三种方式：优势的、磋商的、对抗的。优势阅读出自接受优势意识形态的大众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解码，解码与编码基本相一致；磋商阅读的大众对优势意识形态采取有限度的接受，保持与之不同的意见；对抗阅读的大众完全了解编码的意图，采取另类解读彰显主观能动，突出了大众的主体性地位。主动的大众把传媒文化纳入自身的文化，而不是传媒把大众纳入其特定的文化。[66]
霍尔模式阐释了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树立起了受众的权威。传媒文本的阅读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的过程，在不断的编码与解码中，人们不再相信信息的发送者掌握了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这一模式的深层阐释和逻辑演绎，为传媒文化研究带来了乐观的前景——极力探讨如何培养大众的批判意识和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来规避传媒乱象的危害。
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享有传播权、知晓权和媒介接近权等基本权利。受众对传播内容的近用，克拉伯认为是一个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的过程，对“选择性”的强调同样可以看出：克拉伯和霍尔一道赋予了受众阅读的主体性地位，暗含了受众具有批判的潜能。
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桑普森指出：媒介素养作为一种防疫性的意识存在，主要是指“媒介批判意识”，是作为大众文化滥觞的对立物而存在的。随着电视的出现和其他媒介渠道的更新，媒介素养教育开始超越“保护主义”的阶段，如德国媒介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发展学生的交流技能，更主要的是想帮助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引导学生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社会的决策过程”。法国开展“主动的电视青年观众”教育活动，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积极主动的电视收视习惯”。加拿大教育界认为：青少年要具有视读、理解不同形式的信息的能力和健康的批评思维技能，以成为一个具有文化素养的人。美国在教育公民抵制电视暴力的同时，也致力于培养对媒介有清晰的识别和熟练驾驭能力的“媒介公民”。日本开展“屏幕教育”，以培养儿童对大众媒体的正确态度。[67]
汉堡大学Hans-Dieter Kübler教授认为：“批判型受众”是一种教育模式的指导原则，是批判理论在媒介教育中的发展，不仅是学术性的，而且具有政治性，并且作为一种多样性的变革运动应该深入到国家与媒体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就是说，媒介素养教育应该致力于培养并指引公民成为“批判型受众”。[68]
中外批判型受众理论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和现实情境，拿来主义是为了借鉴和参照。在理论应用的过程中，通过以下恰当的培养路径，并结合我国传媒生态环境和受众现实境况，才能“水土相服”，才能创造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批判型受众培养新范式。这正是“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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