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媒介素养教育：仪式拯救与功能再造

媒介素养是指人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ability to choose）、理解能力（ability to understand）、质疑能力（ability to question）、评估能力（ability to evaluate）、创造和生产能力（ability to create and produce）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ability to respond thought fully）。^[41]

“媒介素养”概念由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桑普森1933年在其论著《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中提出，旨在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所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鼓励学生去“识辨与抵制”大众媒介的不良影响，保护孩子们免受媒介内容的污染。似乎响应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普遍持批判与否定态度，形成了媒介素养教育初期的“批判范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霍加特、威廉斯等文化学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内容上虽有差异，但在审美价值上却无高下之分，不应鼓励盲目批评，而是着力培养人们对媒介的辨别、鉴赏能力，从而把媒介素养教育推进到“分析范式”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介素养教育进入“表征范式”阶段，以霍尔和费斯克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媒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它所处理的任何事物，大众文化是由大众而不是由文化工业促成的，媒介教育的主旨是教会学生对媒介表征进行分析与批判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媒介素养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纳入正规的课程教育体系之中，陆续发展出许多教学模式及课程教材，并开始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者不应以自己的判断代替学生的判断，应该是双方在互动的学习中一起理解媒介内容，帮助受教育者发展一种认识媒介、建设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42]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已经将媒介素养教育设为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容。^[43]其中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以培养学生文化品位为核心，设计出“媒体机构——谁生产媒体文本？”“媒体类型——媒体文本形式为何？”“媒体技术——媒体文本如何被产制？”“媒体语言——阅听人如何理解文本含义？”“媒体的受众——目标阅听人为何？”“媒体表达——文本如何再现真实？”六个方面为媒介素养教育内涵，施行由幼儿园大班到高中的正式学制课程，并有完整的评估系统。^[44]这种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并着重“人的能力的培养”即马斯特曼所言的“去神化（demystification）”，从“家长制（Paternalism）走向赋权（Empowerment）”，^[45]教导受众如何从媒介信息中保持批判自主力（critical autonomy）的“自主范式”。

在四种范式提出之后，日本学者桥元良明指出，在获得“媒介素养”能力的过程中，不可欠缺的第一要素是“批判的思考”。^[46]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重要的是要寻求一种发展批判性的媒体教育学的计划，教育我们自身以及他人怎样批判地破译媒体信息并且追踪其复杂的影响范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公共文化的产品中察觉出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声音与语码，同时把霸权的意识形态同那些颠覆主流观念的图像、话语和文本等区分开来。”^[47]香港学者李月莲也提出：“批判思考是传媒教育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知识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技能。”^[48]

媒介素养教育组织加拿大联合会主席约翰·彭金特（John Pungente）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认同的媒介素养八大理念：任何媒体信息都是“构造体”；媒体构建现实；受众对媒体信息进行释义博弈；媒介信息蕴含着商业动机；媒体信息含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媒体信息含有社会和政治理念；媒体信息的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任何媒介都有其独特的审美形式。^[49]八大理念触及传媒的多个层面，构成了媒介素养的理论基石，为传媒批判型受众培养提供了理论范畴。

媒介素养是大众传播理论的新方向，在近80年的演化过程中，发展成一种多含义、多角度、多层面的概念：文化素养（culture literacy）、屏幕教育（screen education）、图像素养（visual literacy）、电视素养（television literacy）、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视觉意识（visual awareness）、批判性观看技巧（critical viewing skills）、计算机素养（computer literacy）、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和网络素养（net literacy）。^[50]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的互动性，让受众通过参与媒介进而参与社会获得了更多表达的机会和方式。新媒介素养教育着眼于受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参与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将受众置于与媒介相互培育、相互促进、相互建构的对等方，^[51]在合作同创中不断提升媒介素养的整体水平。

我国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1997年，中国社科院卜卫女士发表了中国大陆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追溯了“媒介素养”概念在西方发展演变的历史，将“素养”一词推及到媒介教育领域：“在媒介教育研究领域，被引申为具有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52]此后，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在学界逐渐受到关注。2004年10月，中国传媒大学成功举办了我国首届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创建了我国首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内容涵盖媒介素养研究、媒介素养调查、媒介素养实践、媒介素养动态、媒介素养资料等栏目；尔后，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开设了媒介素养课程，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方面做了新的尝试；从2007年开始，浙江传媒学院成立媒介素养研究所，联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在该院成立“媒介素养研究基地”，并定期召开具有国际性的“西湖媒介素养高峰论坛”，出版论坛文集。

我国学者对“媒介素养”的认知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

张开：媒介素养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包括了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媒体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有批判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53]

张冠文、于健：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评估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54]

张志安、沈国麟：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55](www.xing528.com)

陈先元：传媒素养是指受众对于传媒及传媒信息的认知、解读、评判及接受的基本素质及实际能力。受众能否借助传媒信息而得益，能否拒绝不良传媒信息的侵袭，从而把不良传媒信息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媒素养的程度如何。^[56]

媒介素养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上的能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能辨别信息真伪，选择有效信息的能力；透过信息的表面，解读信息背后的意义的能力；参与传媒活动，创造信息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的能力。^[57]也有学者把它理解为三个层面的内容，即“能力模式”“知识模式”和“理解模式”。^[58]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59]可见，在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里，媒介素养教育绝不限于技术层面的范畴，涉及意识与态度、知识、能力、策略方法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具体包括如下：^[60]

1）熟悉包括对大众媒介本质、媒介技术、媒介组织机构及运作、媒介如何被赋予意义等方面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2）对传媒信息的自主批判意识，包括对媒介信息的甄别、质疑、评价等。

3）应对传媒信息的各种能力，包括对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

4）主动应对传媒信息的方法，包括对媒介信息读、解、用的方式和方法。

5）媒介素养中的媒介内容广泛，包括报纸、杂志、影视、广播、网络等媒介。媒介素养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的发展和变化。

媒介素养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保护主义立场、60年代强调提升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辨别力、80年代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90年代以来参与式社区互动”四次范式转移，作为合法性建构的学术话语，我国一些研究对媒介素养状况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和类别划分，为媒介素养实践模式进行了多样化探究，不同的理论派别和跨学科的研究立足于我国的媒介生态和中国公众的现实条件与需要，开始介入媒介素养的启蒙教育，关注媒介生产、文本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61]但媒介素养教育还未被纳入国民正规教育体系之中，而大众传媒所掀起的流行文化和新兴价值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有悖于传统文化和正统观念）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高雅性和本真性，一经传媒传播，就有滋生娱乐化和低俗化枝蔓的可能。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媒介素养宣言》中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无处不在的社会，与其单纯谴责媒介的强大势力，不如接受媒介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事实，承认媒介作为文化要素的重要性。”^[62]

在我国公民媒介素养水平还比较低、媒介素养教育尚未普及、适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还未形成、有关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等客观现实面前，为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和世界各国对媒介素养教育重视的趋势，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应该涵盖政府、传媒从业人员和广大受众。就政府而言，媒介素养的高低主要体现为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和善管媒体的技巧与水平，从而为加强与改善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就传媒从业人员而言，主要涉及新闻专业主义素养、专业能力和传媒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低，为传媒文化的自身建设服务；就广大受众而言，关键还是一个基础素养教育和自我提升的问题，核心是培养批判型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