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低俗化似乎成了一些媒体的代名词。低俗化在此是专门指媒体的低俗化，包括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5]低俗，即低级且庸俗，与“高级且高雅”相对，违背人类理想追求，靠拢卑下的本能冲动，已经不属于艺术表现范畴，对精神世界有危害作用。[6]从世界上公认的普适性和中国国情下的普遍性这两个维度来看的话，有违人类生命尊严，尤其是有违人类伦理的基本规范、突破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思想表达和现实行为；有违或有悖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基本伦理道德要求的思想表达和现实行为；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种种思想、言语和行为，如宣扬拜金主义、盲目追星、网恋等不健康、不积极乃至颓废消极的思想与行为，都应视为低俗化。[7]
我国传媒低俗化现象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小报、元代的“小本”、明代的“抄报行”、明清时期的民间报房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黄色小报。改革开放初期，媒体的低俗还仅仅局限在对娱乐圈的报道上，跟踪娱乐明星的行踪，炒作明星的绯闻，挖掘明星的隐私，展示各种淫秽照片和图片等，对明星个人、家庭、娱乐行业，包括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台湾艺人白小燕绑架案的炒作和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队中国之行连篇累牍的报道。现在低俗已经波及一些媒体的诸种传播形态之中，像新闻报道尤其是各类娱乐新闻、社会新闻、舆论监督、各种广告、报纸副刊、电视各类节目尤其是娱乐节目、广播谈话节目、网络各类频道等，到处都有低俗的影子。一些媒体本着“狗仔无罪，娱乐有理”的理念，一味地讨好市场，使低俗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传媒低俗之风出现的原因很复杂：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传媒急功近利对轰动效应的追求，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转化，受众本位观念的崛起，国际国内传播环境的变化，媒体人自身良莠不齐的素质，国家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等。低俗的表现总是打着娱乐的旗号，与娱乐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似乎很难把握其中的分寸。导演张艺谋在做客《非常故事汇》时谈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我觉得三枪是我的一个尝试，至少，我觉得其实很难拍，但是你要去拍那个所谓的嬉闹风格的时候，你其实和那个所谓的庸俗，只隔一张纸了，非常薄了，它的那个分寸，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把握。”[8]张导其实也想把“三枪”拍成一个严肃的故事，不小心拍成了另一种标准另一种风格，道出了分寸把握的难度。(www.xing528.com)
娱乐是指快乐有趣的活动，需要有观看者、可见的表演提供者、表演内容和形式的组成，产生欢娱快乐，使人感到轻松、愉悦、欢乐、忘我。人人都有追求快乐、缓解生存压力的天性，传媒制造娱乐，契合了观众需要提供享乐、休闲和逃避工作压力的机会。从娱乐的社会功能上看，大众娱乐无疑为社会关系的创造和维持提供了润滑剂，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为畅通；从娱乐的心理功能上看，娱乐活动允许分享他人的生活，娱乐节目能够激动观众、教育观众，并促使观众进行想象和思考，激活观众对节目或节目角色的长期认同或与节目中的人物（或人物形象）之间“建立”一种类社会关系。
因此，娱乐是人类生存的社会需要，是人类天性的一种自然表现，大众传媒所建构的娱乐内容和形式有利于对受众主体性的培育，在媒介娱乐文本与受众的媒介素养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最终获得一种“双赢”的效果。比如我国媒介娱乐文本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教你玩”—→《快乐大本营》“为你玩”—→真人秀节目“带你玩”—→网络互动游戏（包括恶搞）“你来玩”；相对应的则是受众在“不敢玩”—→“看别人玩”—→“和别人玩”—→“自己玩”的过程中，娱乐需求意识被唤醒，主体性不断得到发展。[9]传媒娱乐文本建构的发展线条让大众看到也享受到了娱乐的积极作用。但也就在这种线条的发展过程中，传媒市场化政策的出台，由于传媒对市场化政策的单一性理解，使传媒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传媒在传播活动中主动放弃自身的社会责任，片面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着重满足受众的原始需求，娱乐便走向了娱乐化和泛娱乐化，使娱乐的性质和形态发生了变化，甚至出现了异化。加上和低俗只有一纸之隔的关系，传媒泛娱乐化潮流就大量衍生出低俗化之风，尽管不同的媒体衍生的程度和范围不一样，总体上对社会、对受众、对传媒自身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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