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泛娱乐化：反审美与审丑探析

反审美是指对于传统审美方式的自觉反抗或消解形态，反对传统审美的固定化和权威化，力图以各种个人的方式重新表达对美的体验和认识。^[79]反审美者往往以个人化描述的方式对生命淤积物和世俗生活加以重新涂抹，不仅是对理想、意识的重新描摹，也是对语言、语词的叙事方式的重新描摹。

娱乐化传媒深知在一个崇尚自由、张扬自我的时代，大众会更多地关注自我，社会给大众树立的许多楷模，无论是光彩照人、高雅端庄的“时代明星”还是雄韬伟略、才高八斗的“先锋模范”，大众在敬仰与崇拜的同时不免产生“审美疲劳”。于是，传媒开始有意识地告别英雄，躲避崇高，消解传统。芙蓉姐姐、石榴哥哥、犀利哥、著姐、兽兽、凤姐、马诺等一大批“传媒红人”的出场正是为了迎合大众反审美取向的需要，以反讽、自嘲的面目出现，颠覆理想型偶像的高大全和假大空，掏出大众心目中的真小实乃至庸常的一面，自然会受到极致关注，被亿万网民点击和议论。

“传媒红人”的走红，可以窥见传媒娱乐化所建构的审美情趣的改变，一种对传统审美观念的反叛：传统的明星要美，要稳重，要有气质，但现在偏偏选择丑陋、滑稽与另类，以反叛的姿态宣泄大众在消费社会里的焦虑与恐慌，追求刺激，解构权威，颠覆传统，随性叛逆，进行一种“欲望的狂欢”。^[80]“传媒红人”以反审美的方式摆到大众面前，满足了处于“审美疲劳”下的大众的娱乐趣味。

传媒泛娱乐化迎合大众反审美的情趣，建构“传媒红人”满足了大众的“偷窥欲”并引起“网络围观”，实际上推动了大众的“审丑快感”。所谓“审丑快感，是指以美裁判丑而激起的快感。人们欣赏的不是丑本身，而是欣赏对丑的揭露与批判，对丑的征服是令人痛快的，会使人产生胜利感及愉悦之情”。^[81]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在滑稽中丑态是使人不快的，但是，我们是这样明察，以致能够了解丑之为丑，那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们既然嘲笑丑态，就比它高明”。^[82]

叶朗先生说：“美学意义上是有审丑这个概念的，像我们的假山怪石，是越丑越美。但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东西，是变态的、畸形的、低俗的，与整个广义上的美都是对立的。”传媒泛娱乐化建构大众反审美的取向，一夜之间涌现了许许多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和事，除了前面的“传媒红人”，还有木子美、竹影青瞳、流氓燕、小沈阳等以及不知道哪个时候又有丑角的可能出场。在网络上，从宁财神与李寻欢、安妮宝贝一起被称为“三驾马车”开始，到“网络罂粟”从此盛开的木子美现象，从芙蓉姐姐到小月月，可谓是一招鲜红遍天，丑角用偏激、自傲的方式对传统女性审美观念进行反叛，“我丑，我快乐”让大众感受着“丑”的刺激，填补猎奇、无聊甚至有点空虚的心理。

大众传媒对丑的张扬，无休止地炫丑、示丑、露丑、窥丑、品丑、赏丑以及丑角的仪式化出场，过度关注人性的阴暗与残忍，走进嗜丑的误区，扭曲了正常的审美观。《丑女贝蒂》《丑女无敌》的热播，欲进军奥斯卡挑战麦当娜的芙蓉姐姐，号称智商“前300年后300年无人能及”的凤姐，扬言让“女人无路可走”的“伪娘”^[83]……大众传媒应摒弃“尖叫原理”，当人们展开报纸或打开电视时，不会尖叫一声：“哇，凤姐出来了。”“哇，某人自杀了。”尖叫原理追求的是通过煽情的故事和恶搞的丑闻来抓住受众的眼球。

大众传媒通过“审丑”来“绑票”大众的注意力，以精神表演、曝光度、车震门、闷骚、裸奔毕业、裸体抗议、养眼指数、泛性语图化、裸播新闻、裸体促销掠夺大众视觉，冲击视觉常态等，出现伪情商、伪语境、伪人性的审丑社会百态，容易瓦解人的精神常态，出现人文迁移的负价值。(www.xing528.com)

丑有两类：一类是违背观感的丑，一类是违背道德底线的丑。传媒丑角既不能代表中国的先进文化，也不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相反，“审丑”现象的流行，还会从根本上降低大众的文化价值鉴别力，迷失应有的批判与基本的理性，导致大众精神归属的迷茫，甚至把大众引向虚无与绝望。^[84]

“审丑”不是为了求异，为了寻求刺激，“审丑”的终极目的与审美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追求的同样是真、善、美。毫无疑问，一个社会，任凭“审丑”泛滥成灾，怎么说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大众传媒抓住大众的社会心理脉搏，采取“审丑”的媒介策略，让“媚俗的小沈阳”现象等“傻乐文化”泛滥，粗俗搞笑，哗众取宠，弱智化与审丑热蜂拥而至。“审丑狂欢”的混乱局面使得人文失语、理性缺席，审美意趣荡然无存。这些低俗现象带给大众的只是一时的感官刺激，视听盛宴的狂欢过后，徒留一堆文化垃圾。长此以往，不仅大众的审美能力停滞不前，而且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沙姆法则，让一大批格调高雅的传媒作品失去赖以生存的理性空间。

尼尔·波兹曼所著的《娱乐至死》封面上用了这样一幅画：一个四口之家坐在一起看电视，他们的服装、姿势以及整体观看的氛围是最常见的娱乐场景，其乐融融但没有头脑。事实上，无思的审美娱乐已成当代大众的日常生活。在波兹曼看来，当代文化的娱乐化是一种致死的疾病，导致文化思性的消失。没有思性的文化是没有大脑的文化，也是不能为人类生存奠基的文化。当代审美文化的娱乐化加剧了文化的非思化，必须对它保持一种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否则，大众在放松肉体的同时将放逐灵魂，^[85]导致人的主体性全面沦丧。

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1932年出版的《美丽的新世界》中预言：未来真正威胁人的不是令人厌恶的专制独裁，而是招人喜爱的审美娱乐。尼尔·波兹曼也强调过：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重新被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变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86]

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梁衡指出：“近年来高喊发展文化产业的背后，文化的社会教化作用被忽略了。我们不能否认超女、小沈阳等带给观众的快乐，但他们的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神话以及‘边缘性’的表演，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青少年的价值观以及大众的审美评价。”^[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