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代以来，英国特别是传统的英国工人阶级社区兴起了形形色色、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如无赖青年（Teddy boy）、光头仔（Skinheads）、牙买加小混混（Rudd Boys）、摩登派（Mods）、摇滚派（Rocker）、足球流氓（Hooligan）、朋克（Punk）、嬉皮士（Hippie）等。他们在音乐形式、舞蹈和语言、时装风格、休闲活动等方面显现出种种惊世骇俗之举，为自己争夺文化地盘。或改装英国贵族服装，或盗用美国大众文化的符号，迷恋摇滚乐，在街头涂鸦，在足球场闹事，攻击外来移民，殴打同性恋，和学校当局抗衡，对巴基斯坦移民施暴……[56]与时代相逆的青年亚文化往往被描绘成粗野、暴力、通宵聚会、追逐时尚、听令人难以忍受的音乐、不愿承担成年期的责任、击破官方宣称的“社会共识、社会富裕和资产阶级化”的神话，对主流社会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亚文化”（Subculture，“次文化”）是伯明翰学派在文化研究鼎盛时期最为关注的领域，既指生活方式也指文化群体，多有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建构。受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运动的深刻影响，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文化特色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性。[57]
“亚文化”“负文化”和 “反文化”都是具有另类的（Aitemative）和抵抗性的特征。“亚文化”既是对主导文化的否定也是对其的补充，有时还盗用主导文化的符号形成自己的风格，但往往只提供象征性的抵抗；“负文化”是丧失了价值、信念后处于绝望状态而表现出来的放纵的“反常行为”和失范，是颓废和放弃价值（如吸毒文化和犯罪文化）的文化形态；“反文化”是对主导文化采取直接的、政治上革命性的激进对抗，是“亚文化”的极端表现，可能造成对主流文化的替代，而且目标更明确、更直接，更容易解读。
在文化成为消费文化的消费社会里，亚文化被“亚文化产业”变成了大众文化和商业现象，成了年轻、新潮、前卫、时尚、流行、奢侈、浪费、刺激、恶搞、搞笑、离经叛道，甚至暴露、性侵犯、狂野、斗殴、拉帮结派、吸毒、犯罪等的代名词，主体反叛风格变成了消费风格和市场风格。从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派、朋克、嬉皮士、雅皮士到摇滚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烂掉的一代……从流行歌曲、摇滚乐、美女写作、街头涂鸦、超女粉丝、疯狂追星族到小资、下半身写作群体、愤青、闷青、大话文艺、戏仿经典、同性恋亚文化、网络亚文化……形形色色的亚文化虽然有着大相径庭的风格，但都给主流文化带来了难以抵挡的冲击力，也形成了大众解读上的困境。
在消费文化的主导下，传媒文化对亚文化的建构往往呈现出不确定性、无深度性、非原则性、非中心性、非体系性、零散性、多重性、或然性、边缘性、无序性、多元性、暂时性、过程性、游戏性、悖论性等后现代文化特征与主张。这些特征与主张通过具体的语言符号在传媒领域中不断地爆炸扩张，亚文化的主体类像突破所有的界限被出售给大众，在娱乐、娱乐化或泛娱乐化的戏仿下，现实与虚拟、高雅与世俗、美丽与丑陋、精英与大众不再有区分的必要。信息与娱乐的界限消失了，新闻、舆论、广告、副刊都追求娱乐的效果，戏剧化、故事化、夸张性的拼贴成为组编传媒文本的主要方式，一切都与“娱乐”相结合，传媒文本就成了游戏的世界，传媒文化也就成了亚文化张扬的主要载体和渠道。
文化研究学派认为：亚文化风格的产生，不是在一无所有（nothing）中创造物体和意义，而是在现有的语境中把已有的物体进行转换和再次安置，转向新语境，并且改编它，从而生成一种新的意义。电视娱乐化节目的克隆和网络媒体大话文艺与恶搞经典和亚文化风格的生成有着同样的路径，转换、安置、改编都具有拼贴的痕迹。拼贴是“一种即兴或改编的文化过程，客体、符号或行为由此被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58]传媒泛娱乐化文本的拼贴所塑造的传媒文化的碎片化、平面化和同质化现象，使传播失去了创造的自由，使制作变成了千人一面的复制，传媒文化的推陈出新异化成了转换、安置和改编。久而久之，传播者失去了创造力，传媒自身失去了传播力，接受者也失去了发现力和阅读兴趣。
在电视娱乐化节目中，当《快乐大本营》群疯式的娱乐方式为大众所见怪不怪时，江苏卫视新派交友节目《非诚勿扰》横空出世，成为2010年最为火爆的电视节目。据央视索福瑞34城市收视率调查统计，节目收视率最高达到2.82%，成为全国卫视综艺娱乐节目的收视冠军。[59]
我国内地婚配交友节目起源于曾经火爆一时的《玫瑰之约》，到《我们约会吧》《爱情连连看》《非诚勿扰》，板块格式虽然作了一些调整，但总体上都有克隆境外或海外的痕迹。《非诚勿扰》采用五个板块：女嘉宾出场、男嘉宾出场、心动女生、VCR介绍（女选男）、牵手（男选女）或失败退场，中间穿插一些话题（有时有一些禁忌的话题）并相应设置《Girl Freid》《Can You Feel It》《Gee》《You Raise Me Up》等背景音乐，[60]将娱乐、服务和谈话等节目形式混在一起，各个板块环节的拼贴与组装并没有太多经得起推敲的逻辑性，抽掉或增加其中的一个环节对节目的进程影响不大。但私密话题的公共化、板块节奏戏剧化、噱头制造有意化，以及一些嘉宾身份造假、自我炒作、言论低俗、行为失检、恶意嘲讽，主持人引导乏力，盲目追求收视率，放任拜金主义、虚荣、秀胸、涉性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等受到大众和社会的严厉指责，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没有尽到媒体应尽的责任。
恶搞其实在网络之前就已出现，法国画家杜尚给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加上两撇小胡子，把男厕所的小便池简单地倒置一下就拿去参加艺术展，以及我国在开演唱会时裤管一高一低的崔健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王朔身上，都可以窥见一些恶搞的端倪。[61]20世纪80年代对潘振声著名儿歌《捡到一分钱》街头小痞子口气式的改写已是比较典型的恶搞：“我在马路边，捡到一支烟；把它交到警察哥儿们手里边。哥儿们点着烟，吐出烟圈圈。我气愤地说声：哥儿们，掏钱！”这种恶搞在讽拟和揶揄的同时还透着些许反动。[62]完整意义上的恶搞则是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国产凌凌漆》和《大话西游》。以《馒头》为起点的网络恶搞在移用、拼贴、互文、戏谑、重构、反讽等手法上承启了前者，娱乐也好讽刺也好，都标志着后大话文化时代的来临。[63]
无论是偏娱乐的恶搞还是偏讽刺的恶搞，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都有恶搞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建构。从“百变小胖”到《分家在十月》《网络惊魂》《馒头》等，网络恶搞开始倚重恶搞者的内在判断，对恶搞对象进行无情的嘲讽与批判，在喜剧性的效果中体现颠覆性的激进对抗，是对权力精英和主流文化的仪式性反抗。当重庆钉子户被恶搞成霍元甲，北京奥运会会徽被恶搞成男女厕所标志，恶搞本身成了一个新的霸权，挤走了纸质媒体严肃新闻的版面，抢占电子媒体的时段与空间，从而设置公众的议程，导致不关心恶搞的大众为了避免被孤立也开始关心起恶搞来，恶搞便走向了对自己的反拨。
虽然恶搞不能称得上是政治上革命性的激烈对抗，但借助网络媒体技术上的方便性和传播上的全息性得以遍地开花式的泛滥，尤其是对经典的恶搞，对名人明星的恶搞，汇集成一种独特的网络亚文化，对传统文化及理想信念产生的解体与破坏难以预测。比如恶搞《西游记》“如来传经”中的一段台词：[64]
如来：你们有没有带U盘？
唐僧：U盘？(www.xing528.com)
如来：U盘你都不懂啊，那移动硬盘呢？
唐僧：这……
如来：气死我了，那你们就原路返回去，叫李世民加我QQ，我直接用QQ传给你们。
唐僧：早知道你也有QQ，我就不会白跑一趟了！
如来：那你怪谁？哼！
如来：这么简单的基本常识都不懂，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走到最后一关的。
唐僧：回如来大哥的话，贫僧跟三个徒弟是靠打怪升级才走过来的。
如来：哦，是这样哦，那你的装备很厉害嘛……
网络“恶搞者”在没有完全理解原创作品背后的时代含义和价值准则的前提下，利用现代化的电子技术手段，在有意无意中触及神圣和权威，是青年人亚文化行为的一种异化和畸变现象。恶搞者以及恶搞行为正在拷问着青少年的消费价值取向，接受了这种畸形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动的，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的，都意味着对支撑这种生活的价值、思想和观念的认同。[65]恶搞契合了青年人求变、求新、求异、反叛、颠覆、解构等的心理特征，同时也反映了青年人品位、价值、欲求等在当下宽松环境中的畸变。当这种亚文化现象被传媒大势利用之后，对青年群体所产生的促进与推动，就可能出现新的亚文化现象或者负文化现象甚至反文化现象。
网络媒体对“恶搞”的建构，大众从中可以获取一种颠覆权威的快感，但也容易沉浸在一种想象的权力满足之中，沦为一种阿Q式的自我欣赏，失去在现实中的实际行动能力。“恶搞”以娱乐化的方式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聚集人气，获得拍砖、跟帖、灌水和雀跃式的互传狂欢，点击率的收获意味着资本的追求能快速实现。在“资本”的暗示下，就面临着被无孔不入的市场收编的危险，成为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难逃被纳入消费逻辑中被消费的命运。
“迷”现象可谓由来已久，票友、戏迷、剧迷、歌迷、影迷、球迷、邮迷、收藏迷等应有尽有、“迷”态万千，是指对某人某事陷入“迷狂”状态中的人或人群。[66]传媒泛娱乐化对“迷”现象的建构，抓住迷们过度而痴迷和狂热的看客气质，刻意细描他们不遵守现代社会及其日常生活的文化逻辑，对对象及其活动主动、热情、狂热、参与式的投入，一种爱屋及乌式的沉溺，在认同、排他、占有的心态支配下，出现行为模仿、话语戏仿、心地崇拜甚至为之拉帮结派、打架斗殴、殉情自杀等现象，亚文化的“迷”现象异化成了负文化甚至反文化的现象。
如果说“迷”行为的异化是个人意志涣散、举止怪异、精神空虚、浅薄病态等的表现，无可厚非但需要引导的话，那么传媒对其泛娱乐化建构和持续不断的舆论造势，推动这种异化行为进一步群体化、变态化，甚至对整个社会稳定造成破坏性影响，本身就是一种“媚俗”的行为。大众传媒对亚文化现象的报道是为了反思亚文化现象的社会背景，引导和规避亚文化行为，使其走向规范、合理、科学、健康发展的轨道。传媒泛娱乐化局限在消费领域里对亚文化现象和行为的建构，在“众神狂欢”的快活情境中，导致其滑向负文化甚至反文化的境地，小到个体或群体行为怪异，大到背离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此，在面对社会亚文化现象时，大众传媒如何建构，需要做出合情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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