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最重要的转折性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对传媒文化的研究重点依然放在受众主动性和能动性的解读上，但不再是单纯的文化主义，而是与结构主义重组，实现了研究思路的深度转向。代表作主要有《通向复兴的道路》《现代性及其未来》《现代性的形构》《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表征与指意实践》《视觉文化》等。[9]
结构主义通过追问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来了解意识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主张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绝对的一致性，意义是在符号组合选择的结构中产生的，还能够发生转义。结构主义在分析传媒文化时，主张对传播文本进行解码，从表象之中发现内在的规律。一种类似于“读者批评”的模式深入到了解码文本的复杂境地，比如对电视卡通节目的分析，儿童对卡通着迷是在能理解的范畴内，被卡通中的口语、叙事、视觉、美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符号所吸引，实际上是在对所处文化最重要的结构进行解码。在霍尔看来，隐藏在符号之中的结构有着无形的控制作用，决定了受众的接受与反应，在此基础上，霍尔又提出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概念——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现实意识的基础而不是真正的人的意识，对人在社会中产生的现实意识起着前提和规划的作用，通过召唤和设定来建构受众主体。比如面对广告的诱惑与召唤，受众通常会认为自己就是使用该商品的对象，这种对号入座式的设定就是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的效果体现。
霍尔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是单向度的，受众不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甚至成为传媒劝服的消费对象，对传媒产生认同。在大众传媒社会中，霍尔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语言的阶级斗争演变成全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解构传媒有意无意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10]传媒文化是活动的，是通过持续性迂回曲折的张力（关系、影响、对抗、接受、拒绝、投降）来维持的。(www.xing528.com)
从霍尔开始，英国文化研究逐渐转向了流行文化的消费者研究。媒介作为表意的工具，通过表意过程来建构现实，给消费者构建一个“现实世界”的图景。传媒虽然不会直接从权力机构获得指令来有意地对现实世界进行歪曲建构，但必须在大众形成共识的框架内才能合法地运行。媒介用共识来引导自己，同时又用建构的方式塑造着共识，必然代表着国家中优势的社会利益。
流行文化的建构式生产，是一个编码的媒体过程，生产建构了信息，阅读消费（解码）产生了意义。解码依赖于受众预存的立场产生三种方式：优势的、磋商的、对抗的。优势阅读出自接受优势意识形态的大众，大众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解码，解码与编码一致；磋商阅读的大众对优势意识形态采取有限度的接受，保持与之不同的意见；对抗阅读的大众完全了解编码的意图，采取另类解读彰显主观能动，突出了大众的主体性地位。主动的大众把传媒文化纳入自身的文化，而不是传媒把大众纳入其特定的文化。[11]从而可望推翻编码的意识形态渗入。
霍尔模式阐释了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树立起了受众的权威。传媒文化文本的阅读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的过程，在不断的编码与解码中，人们不再相信信息的发送者掌握了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这一模式的深层阐释和逻辑演绎，为传媒文化研究带来了乐观的前景，为传媒文化泛娱乐化乱象的频出寻找到了一种新的视角——极力探讨如何培养大众的批判意识和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来规避泛娱乐化的危害。当然，仅仅从传播接受终端来寻找危害解决的措施与方法，也就容易纵容传播生产者只关注文化经济、文化市场，而不重视文化内容建设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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