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穷苦工人阶级家庭的威廉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始终抱着深深的同情与理解，在倡导文化研究的过程中，采取与传统精英文化分子决然不同的立场，对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终极关怀。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拓荒者，对文化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探究，肯定了大众传媒与流行文化的地位，奠定了文化研究学派平民化的学术取向。代表作有《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关键词》《传播》与《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等。
威廉斯认为文化概念的界定有三种方式：理想型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追求完美的一种心灵状态，文化分析就是对生活或作品所呈现的永恒秩序或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恒关联的价值发现与描写；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的作品的整体；生活类的文化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也表现制度和日常生活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生活类文化观是对文化的一种全新理解，被认为具有“建立文化主义的决定意义”，[5]将文化从传统的精英文化定义之中解放出来，文化不是思想家头上的理想光环，也不是精英分子倍加推崇的传统经典，是生活文化，与日常生活同义。这一具体的认识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威廉斯的“文化即生活”论，使大众文化逃离了洪水猛兽的刻板成见，取消了文化的等级论，发掘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内容上的差异，否论它们在审美价值上的高低。大众文化没有等级的划分，由下而上产生于大众，为大众所接受，大众的能动性得以发挥。
威廉斯认为技术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对传媒的影响表现在传播手段的改变上，技术控制不了传媒和文化，也导致不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丧失。“技术决定的只是传送，传播不仅仅是传送，而且还是接受与反应。在一个转变期的文化中，技术高明的传送可能会对活动和信念的几个方面有影响，而且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混乱中，整体的经验将会重新抬头，固守它自己的世界。”[6]技术所决定的传送是单向传送，真正的传送应该是复式传送，威廉斯合理地道出了传媒文化的“接受与反应”论。(www.xing528.com)
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中，威廉斯通过考察美国的商业电视和消费文化，提出了“电视的流程”和“流动的藏私”两个重要的观点。商业电视节目以不同的形式形成“电视流”，尽管形式不能决定内容，但还同为一个连贯的文本。威廉斯对电视文本内在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忽视，也使他的“接受与反应”论难免有理想化的色彩。
作为大众世界本身的大众传媒，观众身居家中却主动参与社会行为，再一次把受众放在了主动的地位。“大众服务型节目”是说教式的，与国家调控有关；“商业电视”并非无意义、轻浮、缺乏理想，拥有自己独特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思想表达方式。威廉斯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拓展内容，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两性、种族、广告、电影、电视等都是研究的对象。[7]尤其电视是科技、社会制度与文化三者聚合的焦点，其特殊性与重要程度，举世难有匹配，实在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8]
威廉斯以传媒文化的“接受与反应”论奠定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指向，肯定受众的主观能动作用，比较客观地对待接受主体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威廉斯文化研究对象的扩大化，使大众传媒和长期被忽视与压抑的亚文化成了被关注的对象，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威廉斯对商业文化娱乐化属性的关注为今天研究传媒泛娱乐化现象打开了思路，不过威廉斯对文化等级的忽略，导致文化批判力度的减弱，是一种单纯的文化主义的表现，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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