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泛娱乐化：仪式拯救与功能再造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对传媒泛娱乐化的批判是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上的一种无情、彻底、否定性的批判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学派则是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框架，以开放、多元、包容和实践的态度面对大众文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文化研究学派强调受众主观意识的能动性，立足于大众文化的立场，关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及传媒作为话语和形象建构对文化生活的实践作用，扩展了对传媒文化功能、文化意义、文化独立性的理解。在反思传媒批判理论的精英主义倾向中，从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和文化与权力关系建构的角度，将大众传播视为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再发现的过程，将日常生活的权力关系反映为意识形态的争夺，始终将传媒大众放在突出的地位。

传媒作为话语生产的场域，文化研究强调参与性解读，生产与消费之间是一种编码与解码的关系。在文化研究学派看来，传媒生产的文本不是社会现实本身，而是拉康所言的镜像；受众阅读的也不是社会现实本身，而是被反复建构的需要正确理解意义的文本。意义要进入流通领域，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要发生关系，受众就应该能读出文本的底蕴和奥秘，文本（作品、宣传品、产品）才能真正被消费和使用。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解大众传媒与大众、大众文化的关系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傲慢、优雅、狭隘的态度和悲天悯人的精神乌托邦的立场迥异，对精英文化的否定、对“共同文化”的诉求、对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关注、对文化实践性的重视等成为独特的景观；文化研究学派批评美国电视、流行音乐、犯罪小说等是文化赝品，缺乏在大众生活、文化经验中有机的、牢固的根基，认为“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堕落、时髦的美国式大众娱乐文化正在侵蚀、取代“二战”前30年代健康、淳朴的工人阶级传统大众文化；^[1]文化研究学派肯定受众的能动性，表层喧嚣获得了深刻的审视，流行被塑造成经典，强调平等和开放的姿态，完成了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无望救赎”的救赎。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文化研究学派，实际上发生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文化精英主义转向文化民粹主义，从政治性转向方法论，从悲观态度转向乐观态度。^[2]在对文化赝品（比如泛娱乐化、低俗化）的批判中，鲜明的态度和强烈责任感的体现贯穿在整个转变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两派对健康文化建设有着一致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的目标诉求。(www.xing528.com)

文化研究以多元共存、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和解读，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行为态度。大众文化在电子传媒推波助澜下，平面化、碎片化、商品化、娱乐化、低俗化等特征也日益凸显。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异化的文化世界对其负面效果进行激烈的批判，在当下娱乐化泛滥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文化研究学派虽然以平等和开放的态度对大众文化的各种现象采取包容和解读的态度，其中的转向肯定了大众对娱乐的正常需求，娱乐化以彰显“娱乐功能”的名义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中也拓展了相当的市场，泛娱乐化“仪式化”狂欢对娱乐意义的抽空和对传媒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已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高度重视。面对众相斑斓的各种大众文化秀“乱象”，在全球化的视域中，如何重新语境化？是社会、政府、传媒、传播者、接受者，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介入大众文化研究的一次凤凰涅槃。“文化即生活”是对传媒文化健康建设的又一次审视，也是对我国传媒文化建设如何才能走出去的重新思考和责任担当。对大众传媒文化泛娱乐化这种外部现象的解读，深入到内部各种关系的研究，文化研究学派沿袭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批判传媒文本和意义的生产，建立一种超越自律和他律、内在和外在的新研究范式，对传媒泛娱乐化进行仪式拯救，将知识传递给非知识分子阶层，反对学科干预，强调社会实践，提出知识分子走向日常生活，参加政治生活和社会运动，为在泛娱乐化场域中消费和享受“娱乐”的受众培养批判意识和提高媒介素养提供了种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