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娱乐化批评研究：中国传媒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关于媒体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的论述，从媒体产品本身出发，分析传媒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商品化的经营策略拓展了传媒空间的布局，并产生了社会结构性的权力变化，这种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由国内到国外的研究路线，契合了当今传媒发展的现实要求，对分析与研究当今我国传媒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思考我国传媒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大有启发。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传媒事业呈现出高歌猛进的态势，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党和国家对传媒性质的再认识和对传媒事业的扶持。

在改革进程中，我国传媒基本上被推向市场，传媒组织“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管理”政策的出台，传媒生产力得到了巨大解放。20世纪90年代初期，传媒“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照章纳税”政策的具体化，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前提下，传媒产品的商品属性得到了普遍认同，几乎所有媒体在市场化的道路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报刊在《洛阳日报》1985年率先开展自办发行以来，纷纷开创“自办发行和邮政代发”两条腿走路的发行渠道。以发行为导向，以市场需求定制媒介产品的生产，基本上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导向。大报跟着党、小报闯市场、利益均分享成了各大报业集团的框架建构，媒体企业化运作带来空间范围的拓展，报刊业在各诸侯竞争烽烟中打破了地方割据，共同推动着报刊业市场的全面发展。

广播电视业在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专业化频率发展的启发下，纷纷迈上了专业化的道路。参桂补酒广告在上海电视台的发布，打开了我国媒体广告发布的缺口，从此一路上扬，广告走向前台成为媒体的啦啦队，成为所有媒体获得生存的根基。中央电视台实行“收视率末位淘汰制”，闯市场的决心和用意让其他媒体紧随后尘，纷纷效仿。以广告为诉求、为动力、为目标，“二次购买”甚至“三次购买”的策略是对“受众商品论”的活学活用。(www.xing528.com)

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诞生，一开始就受到市场的诱惑。需求性传播也好，强制性传播也好，新媒体产品的商品化策略和传播优势对传统媒体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媒体之间的攻城略地，抢占市场空间，分割市场蛋糕，都在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运用到传媒的具体实践之中。

到新世纪，在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的前提下，党和政府号召传媒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从而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媒体空间结构的变化，让我国媒体开始体会到责、权、利相统一的巨大困境。媒体“依附理论”的重大提醒，第三世界传播实力的弱小，媒体传播内容、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启示着我国媒体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在守土有责的前提下，提升媒体的竞争力、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我国媒体走市场的发展道路和在市场上获得发展动力的前景，为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来分析我国传媒内容生产及批判传媒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提供了切实的中国语境和生动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