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自己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看作他进入学术公共天地、建立自己学术空间和理论立场的开山之作，更是其交往行动理论的萌芽。[75]该书是哈贝马斯思想的起点，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公共领域的发生史、公共领域和大众传媒、法治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的媒介理论体现为对公共领域的论述。
“公共领域”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即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对于政治权力具有批判性，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图2.1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图
“公共领域”理论并非哈贝马斯原创，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和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哈贝马斯探讨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来加以分析的。“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76]到18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信息交流机制的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的出现，社会各个方面深受生产方式的影响，市民阶级逐步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私人领域随之开始从国家权威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市民社会也与国家相分离。资产阶级民法开始体现公众的意志，公共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并开始发挥政治功能，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因而具有了政治控制功能，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而得以确立。(www.xing528.com)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77]哈贝马斯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的决定性作用，甚至把政治公共领域视为一种“由大众传媒编造和传播的整合文化”。[78]公共领域是由大众传媒支配的，“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有些情况下，人们把国家机构或用来沟通公众的传媒，如报刊也算作‘公共机构’”。[79]
哈贝马斯认为，报刊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公共性原则的功能转变就是立足于报刊功能的转变。特别是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理性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共论坛，最终导致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本身成了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80]随着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商业化以及经济、技术、组织的一体化，媒介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大众传媒的影响范围和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领域本身也相应地扩展了……随着个人的新闻写作向大众传媒的转变，公共领域因私人利益的注入而发生了转变。”[81]公众对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渴望，需要传播的各种权利与义务，来满足各种交往的需求。互联网“虚拟公共领域”的开辟，回应并满足了公众对交往理性的需要。[82]
依附于大众传媒的大众文化有着启蒙和教化的社会功能。但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里，大众文化对公共性和公众批判意识的培养，已彻底丧失了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功能，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给大众带来一个“消费主义”和“人为的公共领域”。“消费主义”和“人为的公共领域”本质是为了追求一种“文化剩余价值”。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剩余价值的批判，把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工具理性提升到了社会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的高度，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根源，为重建文化现代性提供了可能。[83]
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分析，既要置入新闻传播理论的视野，更要在传媒实践中加以考察。在当今新闻传播领域中，西方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本应最能体现公共领域思想。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对欧洲公共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进行过统计：娱乐节目比例高达47%，新闻节目30%，教育节目17%，而今天，这种娱乐化的趋势变本加厉，大有将公共领域的辩论空间压缩甚至“驱逐”的危险。[84]虽然有学者辩解，公共广播电视的娱乐节目是高品位、高质量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不同于商业广播电视低品位，庸俗、媚俗、低俗甚至夹杂着黄色、暴力的娱乐节目，但毕竟过多的娱乐节目会遮蔽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影响传媒公共领域的自由与对话，稀释传媒公共领域民主化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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