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研究成果

如果说1954年9月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开播的《今夜》是电视谈话节目的起源，那么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上海东方台创办的《东方直播室》，影响最大的则是中央台新闻评论部1996年开办的“实话实说”。“电视谈话节目”（脱口秀“Talk Show”）是以面对面人际传播的方式，通过电视媒介再现或还原日常谈话状态的一种节目形态，通常由主持人、嘉宾（多数情况下还有现场观众）在演播现场围绕话题或个案展开即兴、双向、平等的交流，一般由“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的三大基本要素构成。

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从内容上看，有新闻信息类、人际关系类、综艺娱乐类和专题对象类四种谈话节目；从形式上看，主要有聊天式、访谈式、论辩式和综合式谈话节目。虽然比西方国家起步晚，但一开始就避免了国外谈话节目的庸俗化和泛政治化的缺陷，为多元的话语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碰撞与交流的空间。^[36]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谈话节目制作简单、成本低廉、收视率高等效果比较明显，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荧屏的一道景观。数量之多，播出密集，话题泛滥，很快就出现了谈话内容虚空、形式烦琐、选材雷同、情感缺失的局面。

原本在央视“做菜”的刘仪伟和定位为丑角的小蔡采用“搞笑”二人转的主持风格把《东方夜谭》演绎成了一个“海上故事会”；用不甚标准的普通话和夸张的肢体语言，极尽指桑骂槐、冷嘲热讽之能事，梁冬把《娱乐串串show》做成了一档搞笑的非娱乐节目；被誉为“眼泪制造大师”的朱军，叫谁都是“艺术大师”，问谁都是“让你最感动的是什么？”加上编导们运用各种手段设置情境，渲染气氛：或挖掘对方不为人知的情感故事；或安排神秘嘉宾出人意料地现身；或设计破镜重圆、深情相拥的戏剧性场面，让嘉宾不得不落泪。泛娱乐化把电视谈话曾经拥有的价值、文化、知识融化消解，搞笑、虚伪、刻意造作稀释了原本就已贫乏的营养，甚至暴露出娱乐化过度背后的人情冷漠。

《鲁豫有约》2010年从湖南卫视转会安徽卫视，相比之前的风光，在争议和责备中没有带来太多的期待。比如，采访李亚鹏时，问“是不是有了小宝贝”？而那时李嫣已经出生；不等李开口又追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全场集体无语。忽然说：“大家看屏幕，鹏菲生了个女孩，名李嫣！”整段访谈有问没有答。戏剧式起承转合，全由主持一人完成叙述。与其说是访谈，不如说是一段单口相声。

更有黔驴技穷者。浙江卫视的《“涛”出心里话》^[37]用平日刑侦中才能看到的测谎仪套出了一位男子和妻子离婚的真实原因，结果令人瞠目结舌。(www.xing528.com)

离婚原因成谜

已经怀孕四个月且沉浸在甜蜜婚姻生活中的王女士，突然被丈夫张先生提出离婚。理由是王女士与自己来自农村的母亲不和，导致母亲遭遇了一场小小的车祸。而王女士却坚持认为，丈夫和她离婚是因为丈夫有了外遇……双方各持己见，且王女士表示，如果对方不讲出真实原因，就拒绝离婚。整个现场陷入僵局。

神秘武器登场

让人诧异的是，此时主持人却请出了两位神秘人物，而且还带来了一台神秘仪器。在征得张先生同意之后，专家将各种导线连到张先生身上。两位专家一人向张先生提问，一人监视电脑屏幕。在被问到“离婚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时”，专家发现张先生的心理有了明显变化，证明他说了“谎”。眼见谎言被拆穿，张先生只得承认，离婚是“因为得了绝症，不想让妻子伤心”。

如此戏剧化的故事，完全像是在演电影。让位给娱乐精神和娱乐话题，已经是电视访谈的集体症候。娱乐本身不是坏事，却不能只有“雷声”和笑声，缺乏文化营养。一个电视谈话节目要具有人文关怀，就应该自觉地着眼于人类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健康和发展，拓展选题视野，为观众呈现更为丰富多彩的谈话内容，在享受电视休闲娱乐的同时，带来更多的深层次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