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著分绪论、现象分析、理论批评、纠偏范式和结语五大部分七个章节。
绪论:首先阐述选题的依据及现实意义,然后分别从娱乐、娱乐化、泛娱乐化和仪式的概念入手,列举有关的种种解释,并提出笔者对泛娱乐化和仪式概念的分析与说明,以传播的仪式观为基础,从泛娱乐化传播行为、传播内容、受众收视行为三个方面的仪式化来论证传媒泛娱乐化与仪式之间的假勾连关系。
接着从泛娱乐化和仪式各自的种种特征的角度,看泛娱乐化对仪式的“象征性”、公共领域、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等的颠覆、转换和遮蔽,论证传媒泛娱乐化的仪式化偏失,提出对传媒泛娱乐化进行仪式拯救,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实现传媒在泛娱乐化场域中的功能再造。最后说明具体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第一章:传媒泛娱乐化现象及分析。深度挖掘报刊、广电、网络新媒体等各类千奇百怪的泛娱乐化现象,树立起论题的靶子与对象,然后就传播主体、传媒受众、传播功能、传播载体和社会危害等方面对传媒泛娱乐化进行成因解剖,分析其对社会、受众和传媒自身所造成的现实影响,为纠偏范式研究打下基础。
第二章: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视域下的传媒泛娱乐化审视。主要选取法兰克福学派有代表性人物的理论观点来对泛娱乐化在当下传媒中的横行进行审视。阿多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霸权性质,大众在媒介的控制下失去了自由思想的能力,消解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化,沦落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泛娱乐化对传播时间和空间的挤占同样具有霸权的性质,拟态的娱乐环境使人们(尤其青少年)身陷其中无法自拔,失去了分辨真实和思考的能力;本雅明认为传播媒介改变了人类的传播方式,复制技术的运用,消解了传统艺术的韵味,紧随而至的是震惊,在外界刺激的包围中,人们不能按传统方式保护自己。娱乐形式的克隆复制导致娱乐节目的暴涨,同样消解了传媒文化的高雅韵味,同理,星迷、追星、粉丝等不能保护自己的现象也正中本雅明的枪口;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对公共领域进行了侵害,受众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个体隐私的公开化同样侵害了公共领域,异化了人的个性,破坏了传媒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第三章:传媒泛娱乐化之政治经济学派理论剖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的理论建构,揭示了阶级权力的意义。斯密塞、莫斯可、席勒等人的文化商品论认为:大众传媒生产的消息、思想、形象、言论、信息并不是最重要的产品,真正的商品是受众,娱乐和娱乐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视率,把受众当作商品;默多克、戈尔丁等人的大众文化操纵论认为:各类信息、文化娱乐和意识形态对消费者及受众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屏蔽或淡化许多重大严肃的现实问题,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遮蔽了社会公众对现实主要问题的关注,形成了对受众新的文化操纵;加汉姆的文化产业论遵循着马克思对商品的考察思路,认为泛娱乐化制造噱头和新奇怪异,用制造代替创造,用怪异代替创新,用工业化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来制造明星,获取商业利润;乔姆斯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导致程式化和狭隘的条框报道,提出媒体的所有权与利益驱动、广告的影响、专家的作用、炮轰作为媒体自律手段、反共的修辞策略和控制机制等作为新闻过滤器,传媒泛娱乐化通过乔姆斯基的过滤器可以得到纯化的启示,使传媒担当起引领导向、成风化人的职责使命。
第四章:传媒泛娱乐化的性别主义反思。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反思传媒泛娱乐化对女性、男性、中性和子虚乌有的“第三性”(女博士)形象的建构与消费。在主体——位置理论思潮中,传媒泛娱乐化用性别陈规对女性形象进行象征性地歼灭;穆尔维用视淫快感和认同的心理结构对电影叙事中女性角色进行剖析,认为观众是媒介机器的构造物,媒介的欣赏空间制造了一个类似于“柏拉图洞穴”似的环境;莫德斯基认为泛娱乐化打破了电视欣赏所需要的距离感,在观众与角色之间建立一种“亲密”关系,容纳了女性对传统男女关系进行颠覆的空间。在反思之后,提出建构和谐先进的社会性别文化。
第五章:传媒泛娱乐化之文化研究的解读。文化研究学派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与知识领域,是一种充满实践精神的方法论,代表性人物有威廉斯、霍尔、费斯克、莫利、汤姆森等,他们是葛兰西所言的“有机知识分子”。在当下传媒世界里,文化研究学派认为,交往实践主要集中于对权力性资源的占有和利用,而权力性资源主要是指生成支配他人行动的权力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体制、人缘、话语符号、媒介、身份形象等,深刻依存于传播和交往方式,准确地界定了“意识形态”对人的深度控制。
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解大众传媒与大众、大众文化的关系时,对精英文化的否定、对“共同文化”的诉求、对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关注、对文化实践性的重视成为独特的景观。肯定受众的能动性,表层喧嚣获得了深刻的审视,流行被塑造成经典,强调平等和开放的姿态,完成了对法兰克福学派“无望救赎”的救赎。(www.xing528.com)
传媒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快餐文化,时尚、流行、快捷、浅薄、碎片化、平面化是其最大的特征。传媒泛娱乐化带来休闲,在放松中获得快感,从而推动其消费的迅速扩大化,也让“传播流”得以持续存在,不断消解着文化的深度和厚度。因此,受众如何选择?如何理解?如何记忆?大众与精英,成年人与青少年,城市与乡村等都有着不同的差异。审美与审丑,认同与反叛,消费与抵抗都有可能发生。对《百家讲坛》与《世纪大讲堂》的文化对比性解读的多样化,就是一个明证。《百家讲坛》是对经典的一种破坏性解读,是知道分子当道而知识分子缺席的表现,需要在通俗性和学理化的结合上给观众传播提高文化素养的“审思之学”,才会有效防止“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评论[41]的产生。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视域下的传媒泛娱乐化诊疗。主要分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的驱动,各种传播活动力所能及泛娱乐化,再加上收视率至上和流量变现等的压力,传媒实施泛娱乐化似乎就成了救命稻草。许多专家与学者认为:收视率导向是西方国家的评判标准,不分环境和受众差异,强行引进就成为泛娱乐化抬头的万恶之源,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才有崔永元的愤怒:中国电视如果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也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节目既不好看又不赚钱。
娱乐越界,过分追求形式和短暂的形象刺激,必然突破道德、文化和审美的度。审丑、恶搞、拼贴、猎奇、猎艳、空洞、无聊等使反审美彰显殆尽。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新闻舆论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取向,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与实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自觉承担起“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使命,不是传媒自身牟利的工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一轮改革,统领“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任务,让全社会大众看到了希望:新闻立台既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新闻立台(报、网),也给媒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媒体回归新闻传播本位意识的加强,既释放了信息传递、舆论引导、社会教育、文化建构、健康娱乐的职能,重塑传媒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必然对泛娱乐化尤其是低俗化产生巨大的冲击效应和强大的威慑力量,这种发展趋势有利于传媒功能形塑和再造。
第七章:传媒仪式拯救与功能再造的责任担当。设计在传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导思路的启示下,就如何有效实施传媒仪式拯救和功能再造,建构相关切实可行的纠偏范式:深化传媒泛娱乐化批评理论研究;政府主管部门强化对传媒泛娱乐化监管的常态化;加强媒体非政府组织建设,制定媒体自律公约、内容审议规则和绩效评估体系;全面提升传媒从业人员的新闻专业素质;提高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培养批评型受众。社会、政府、传媒非政府组织、媒体自身、受众、学校、专家、家长的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在全媒体融合的现实环境下,净化传媒公共空间,还传媒一片清朗的天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结语:通过梳理“概念区分——现象举证——理论批评——范式纠偏”的行文思路,总结全文,呼应首尾,指出不足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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