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体制创新：国家计委副秘书长白和金的访谈

白和金，1961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先后在四川省计委、重庆市计委工作。1990年调国家计委工作，先后任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司长，现任国家计委副秘书长。

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白和金的视野相当广阔、思路非常清晰。在他简朴的办公室里，一见面他便提出：成为直辖市后的重庆，应该在体制的创新上多作努力，而不应在要放权让利的政策上花太多的功夫。

没等我们提问，白和金便很有条理地分析起重庆面临的问题，并提出重庆发展思路的建议。

他认为，面积的扩大，人口的增多，使新的重庆市呈现出“东北现象(国有企业困难较多)和西部现象(农村贫困人口较多)重叠”的困难，重庆经济中比较薄弱的是“老乡(乡镇企业)、老外(三资企业)”这两方面。而重庆所面临的大形势至少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点。一是改革开放已超越减免税收、多给投资项目的放权让利阶段，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二是改革成果的积累，已使国家计划中的指令性计划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投资、信贷等集中度大大下降。因此，向中央要放权让利的政策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相反，“重庆要政策的着眼点应该放在有利于机制、体制创新上面”。说到这里，白和金话锋一转，分析起重庆体制创新的有利条件来。

重庆曾经是一个开放度比较高的城市，是最早开埠的内陆城市之一，历史上与上海联系多，也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这样的历史积淀铸就了重庆人能吃苦、敢开拓的精神。有这样的基础，再加上党中央、国务院赋予重庆直辖市的地位，那么，重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改革，在体制创新和地域上就有了更大的空间与自由度。重庆独有的承东启西的地理位置，还可能使在重庆进行的改革试点具有更广泛的区域适应性。(www.xing528.com)

我们请白副秘书长把他的看法具体化一些，他就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尝试建立打破条块分割、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又比如，规范全国估计占GDP20%左右的预算外收入，完善地方税种。还有成立类似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桥梁)管理控股公司，通过股票上市来筹集资金，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句话，作为直辖市，要政策应该是要创造新体制的政策。

这时，有人来请白副秘书长开会。于是，他把自己的思路归纳起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希望重庆成为中心城市，从根本上讲希望它首先成为市场中心。目前，重庆面临的困难如此之多，首先应转变观念，只有观念到位，才可能在体制上有所突破，而体制上的创新突破才可能解决大城市带动大农村，解决百万移民和振兴国有企业，从而形成新的经济格局，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作出符合重庆地位的贡献。”

(《重庆日报》记者 杨 勇 任美荣)

【注释】

[1]本文原载于《重庆日报》，1997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