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14日下午,人民大会堂。
出席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2720位代表经过庄严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
这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四川省和重庆市区划的调整,更非简单的重庆市行政升格,而是国家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发展的选择
把重庆从四川省划出来这一构想,酝酿已久,并随着我国加快发展中西部经济,缩小东西部差距战略的推进而日渐成熟。
重庆在历史上一直是我国大西南的政治、军事和商贸中心。解放初期重庆就是中央直辖市,1954年才改为四川省的一个地级市,但直到1958年重庆仍为计划单列市。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重庆作为首批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辟为外贸口岸。
重庆在我国的版图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它处在长江大动脉的上游,云、贵、川三省的交界点,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接合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划了七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其中一个是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还有一个是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重庆则横跨了这两大经济区域。在实施中西部战略中,重庆起着承东启西、左右传递的枢纽作用。
鉴于重庆的特殊地位,加之四川省太大,人口过多,不便管理,早在80年代初,一个把重庆从四川省划出来的设想就提了出来。
把重庆从四川省划分出来,无论从整个国家的利益还是从西南地区的发展看,都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这一点,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认识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这一举措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
近些年来,国务院有关机构、四川省一直在酝酿、寻找比较合适的方案。其间有过将原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的构想,有过建立川东省的提议,还有过设立三峡省的动议等等,但这些方案都一一被否决了。特别是对是否设省的问题,一个基本的看法是,从稳定全国行政区划的大局出发,四川省的格局不宜作大的变动。如果设省,难免要建立一整套省级机构,增加编制,增加非生产性建设和行政、事业经费,势必耗费财力;设省后,重庆不但省和市两级机构重叠,也不利于发挥它在长江上游和我国西南地区中心城市的作用。
1995年12月9日,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给江泽民、李鹏同志写信,正式建议中央将四川一分为二,改重庆为中央直辖市,将三峡库区的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等地市划归重庆,负担川东地区经济发展和三峡库区移民工作;新的四川省可着重支持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很快,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对这一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建议是可行的,并提出一个方案。方案认为,四川是我国第一大省,人口1.119亿,是英国、法国的总和;面积57万平方公里,大于法国。管理好这样的大省,实属不易。从长远考虑,从全局出发,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四川划出一部分地市归重庆管辖,是解决四川省人口过多、面积过大、难于管理的最佳办法。
至此,党中央、国务院把设立重庆直辖市列入了工作日程。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主要程序是,先由国务院提出议案,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是人大主席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讨论,最后表决。
1996年12月,国务院就设立重庆直辖市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997年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后决定,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请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艰巨的使命(www.xing528.com)
新的重庆是个极其特殊的直辖市:面积8.24万平方公里,是京、沪、津三个直辖市总面积的2.4倍;人口3002万,是前三个直辖市总人口的83%;所管辖43个区市县,是前三个直辖市所辖区县总数的75%;农村人口大大超过城市人口,占新重庆总人口的81%;还有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农民最多的一个直辖市。设立这样一个直辖市,无论是从大城市带大农村的角度,还是从担负三峡库区百万移民的角度看,都是富有挑战性的试验。
党中央一直寄厚望于重庆。江泽民总书记1994年提出:“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这正是重庆直辖市设立后第一位的任务。
90年代初,党中央作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推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开发开放的重大决策。作为“龙头”的上海浦东已初具规模,重庆是“龙尾”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以重庆为依托,建设三峡库区新的产业群,与上海浦东相呼应,将对大西南乃至全国经济产生巨大带动作用。
应该说,重庆具备了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基础。据有关部门统计,重庆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达700多亿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名列前茅;商贸年流通额800亿元,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上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重庆直辖市的设立,将进一步发挥重庆在长江上游以及大西南的“窗口”示范作用和辐射作用。
从世界范围看,中心城市带动农村,城乡互补,工农互济,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设立重庆直辖市,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探索试验。这个试验的难度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因为这个特大型城市,80%以上是农民,40多个县市区中一半至今还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城镇不发达,农民与城市相隔甚远。正因为如此,这一试验不仅将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探索一条新路子,而且对有类似任务和难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有示范作用。这便是重庆直辖市的第二大任务。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投资巨大、技术先进,但其最大的难点在于史无前例的百万移民。李鹏总理说:“三峡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在移民。”有关部门介绍,整个三峡工程动态移民120万人,而重庆直辖市占了107万,再加上大规模的工矿企业搬迁,其动迁规模之大,时间跨度之长,都是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科技、生态、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高效直辖的管理体制,是难以解开这道世界级难题的。这是重庆直辖市的第三大任务。
抓住机遇是关键
不可否认,重庆作为直辖市也具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以1995年全国省区市的经济总量排序比较,重庆直辖市排在20位左右,属中下水平,与京、沪、津相比,差距更大。
但是,重庆的机遇在于国家发展中西部的战略转移,在于长江经济带开发战略的实施,在于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经济开发,在于大西南改革需要突破,在于中央直辖市的种种权益和国家的支持,在于3000多万重庆人民新的积极性。抓住这些机遇,是重庆直辖市发展经济的关键。
重庆直辖市的设立,对东部沿海和长江沿江地带的发展也将带来新的机遇,因为东部正面临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而包括重庆新辖区在内的中西部,是劳动密集型等传统产业的最佳转移地带。
重庆过去就是我国西南地区利用外资最多的城市,从去年开始,一些敏感的客商就看中了重庆日益重要的经济地位,作出了超乎寻常的反应。日本关西投资协会、新加坡亚太控股公司等大型投资组织,都提出派人来重庆考察。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曾宪梓说,他领导的总商会正在制定向重庆等中西部地区重点投资的计划,其中一些企业已开始向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投资。在日中投资促进机构中,已设立了“长江中上游流域开发合作委员会”,并筹划年内合资建立海运公司,开通由日本直航重庆的江海联运。日本东京银行、美国美洲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18家国际金融机构也相继到渝考察。日本住友银行已在重庆开设了在我国中西部的第一家代表处,其首席代表川端良岩先生说:“我们看中的是重庆在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位置和理想的投资回报率。”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东部沿海战略、长江沿江战略、中西部战略的协调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腾飞的三大支点。应运而生的重庆直辖市,在这三大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任重道远。人们寄希望于重庆直辖市,集全国改革开放之经验,抓住机遇,以全新的机制、全新的面貌,尽早成为带动中西部加快发展的“火车头”。
(新华社记者 陈 芸 王 安 牟丰京)
【注释】
[1]本文原载于《重庆日报》,199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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