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史记·孝文本纪》载：“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本篇篇名或与此事有关。本篇就“元”的概念大为阐发，以之为《春秋》王道实施的根本出发点。并举《春秋》用辞例法说明经礼、变礼的原则与权变需要合于正道的标准。并指出“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著其恶”的《春秋》书写标准，提出“原心定罪”的主张，主要用于批判执政者不合于仁义的心态导致祸国殃民的恶果。
谓一元者，大始1也。知元年2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3
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4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5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6大行。
注释
1大始：张大其端始。2元年：国君即位第一年称“元年”。3“是故治国之端”至“所能见”： 《义证》认为与上下文不合，疑为《深察名号》篇错简。4不：疑当为“死”字。5竟：通“境”。6化：教化。
译文
称“一”为“元”，是张大“一”作为开端的意思。知晓记载元年的志意，是人君所看重的，小人所轻视的。所以治理国家的开端在于正名。名端正了，就能振兴五代，五代之后，美好丑恶才会表露出来，可以说能发现事物的真相，不是子路之类的人能了解的。
只有圣人能够将万物归属为“一”，而系属于“元”。最终不能归本于其所从来者而承贯之，就不能成功。所以《春秋》将“一”改称为“元”。元，就是本原，它的含义随天地而终始。所以人生是有始有终的，而生死一定与四季的变化相适应。因此，元是万物的本原。而人的本原也在其中。在什么地方？在天地产生之前。所以人虽生于天气并奉行天气，却不能和上天同时以元为本，遵奉天命，而共同违背自己的本原。所以书写“春天正月”，是圣人承顺天地的所为。也是继承上天的安排而终结。其间的法则是二者共同成就功业，怎么说是天地的本原呢？天地之元为什么在这里，又施予了人类什么呢？这是张大圣人能够顺承上天的道理。
因此《春秋》的原则，用“元”的深远来端正天时的开端，用天时的开端来端正君王的政事，用君王的政事来确定诸侯即位，用诸侯即位来端正境内的统治。这五者都端正了，教化就可以广泛实现。
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缪公1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吴王僚2是也。虽然，苟能行善得众，《春秋》弗危，卫侯晋以立书葬3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缪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见得众心之为大安也。故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4也。乃率弗宜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惧，敬举贤人，而以自覆盖，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5也，遂为贤君，而霸诸侯。使齐桓被恶而无此美，得免杀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鲁桓忘其忧而祸逮其身，齐桓忧其忧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忧而不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6：“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难，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诗》云：“德
如毛7。”言其易也。
注释
1宋缪公：即宋穆公，宋宣公之弟，公元前728年至前720年在位。宣公临终传位给宋穆公，而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穆公临终为报宣公立己之恩，传位给与夷，而不传给自己的儿子冯。结果华督杀掉宋殇公与夷，迎公子冯而立之，是为宋庄公。2吴王僚：吴国国君，吴王寿梦之子。依寿梦遗命，其四子依次即位，至三子夷末卒，而幼子季札逃位让国，夷末之子继位即吴王僚，寿梦长孙阖闾遣刺客刺杀吴王僚自立。3卫侯晋以立书葬：卫侯晋，即卫宣公，名晋，卫桓公之弟，桓公被弑后被立为君。《春秋》桓公十三年记载：“三月，葬卫宣公。”4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齐桓公即位未受其先君之命，《春秋》认为他是篡位。5湔（jiān）浣：洗刷。6《易》曰：下引文见《易·小畜》初九爻辞。7德
（yóu）如毛：语出《诗经·大雅·烝民》。
，轻。毛，羽毛。
译文
不是自己应继承的王位而即位，即便受之于先君，《春秋》认为危险，宋缪公就是这样的。不是自己该继承的王位，也不是受之于先君，而自己要即位，《春秋》也认为危险，吴王僚就是这样的。虽然是这样，如果能行善并得到民众拥护，《春秋》就不认为危险，卫侯晋被立，《春秋》记载他即位和丧葬就是这样。上面的情况都不应该被立，宋缪公从先父那里继承君位而陷入危险，卫宣公不是从先父那里继承君位却不危险，由此可见得到民心才是最大的安定。所以齐桓公不但不是从先君那里接受王位，甚至根本就不应该被立为国君，罪过很严重了。然而他知道恐惧，尊敬并任用贤人，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知道不背叛盟约以洗刷过失，于是成为贤明君主而称霸诸侯。假使齐桓公承受恶名而没有这种美行，能够免除被杀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会称霸！鲁桓公忘记忧患而祸及自身，齐桓公忧其忧患而确立了功名。推而广之，有忧患却不知忧患的人结果一定凶险，有忧患而能深以为忧的人结果可能吉祥。《易经》说：“返回正道，哪会有祸害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普通人想返回正道以免除祸害还很难，君主若要返回正道以免除祸害却很容易。《诗经》说：“德行轻得如同羽毛。” 就是说美德很容易做到。
公观鱼于棠1，何？恶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赙2求金，皆为大恶而书。今非直使人也，亲自求之，是为甚恶。讥何故言观鱼？犹言观社3也，皆讳大恶之辞也。
《春秋》有经礼4，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5，经礼也。辞穷无称6，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难者曰：《春秋》事同者辞同，此四者7俱为变礼，而或达于经，或不达于经，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类8，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9，螽坠谓之雨10，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今四者俱为变礼也同，而其所发亦不同。或发于男，或发于女，其辞不可同也。是或达于常，或达于变也。
注释
1观鱼于棠：事见《春秋》隐公五年。《公羊传》认为《春秋》记载此事是在讥刺鲁隐公远赴棠地捕捞大鱼，为隐公讳写作“观鱼于棠”。2赙（fù）：以财物帮助人办丧事。3观社：观看社祭。事见《春秋》庄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公羊传》认为是讥刺鲁庄公违礼越境到齐国观看社祭。4经礼：常礼，一般情况下的、原则性的礼。5昏礼不称主人：昏礼，即“婚礼”。婚礼不以结婚人自己的名义娶亲，所以不由他派遣使者迎亲，只能以父母之命迎娶。6辞穷无称：用辞穷尽。如果父母不在世，迎亲无以称命，即“称辞为穷”。7此四者：以上列举的婚礼、称王、娶妇、奔丧四类事情。8辨品类：区分辨别人以及各种事物的品质、种类。9星坠谓之陨：事见《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霣如雨。”10螽（zhōng）坠谓之雨：螽，蝗虫。事见《春秋》文公三年：“雨螽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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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记载“鲁隐公到棠地观赏鱼”，为什么这样写？因为厌恶这一行为。人的本性，没有不喜欢仁义的，然而不能行仁义的，是被利败坏了。所以君子整日谈话也不涉及利益，目的是用不谈利益的方式使他羞愧，使他羞愧来堵塞恶行的源头。对于居处君位能够影响风化的人，只是空口谈利尚且会被厌恶，何况行逐利之事？所以周天子派人去索取丧事的物资和费用，全被视为大恶而记载下来。如今已经不是派人去求，而是亲自去求利，这就更加可恶。讥讽鲁隐公为什么要说观鱼呢？这就如同说观看社祭一样，都是避讳大恶的用辞。
《春秋》有通常的礼，也有权变的礼。能够安于本性平于本心，是通常的礼。于本性虽有不安，于本心虽有不平，在道义上却不能改易的，就是权变的礼。所以婚礼不称主人之名，这是通常的礼。辞穷无可称时，称主人之名，这是权变的礼。天子居丧三年，然后才可以称王，这是通常的礼。有变故未满三年而继位称王，这是权变的礼。妇女没有需要出国境的事务，这是通常的礼。母亲给儿子娶媳妇而出国境，为了奔父母之丧而出国境，这是权变的礼。明了通常与权变的关系，然后知晓轻重的分别，这样就可以行权变了。问难的人说：《春秋》记载同类的事情用辞相同。前面所说四类都是权变之礼，可是有些符合常理，有些不符合常理，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春秋》统理百物，辨别品类，区分微小的差别，理顺本末关系。所以流星坠落称作陨，蝗虫坠落称作雨，它们的来源不同，有的从天而降，有的从地而起，记载它们的用辞不可相同。现在这四类都是权变之礼这一点相同，而它们的来源也不同。有的缘于男人，有的缘于女人，用辞不可以相同。这就是有的通于常礼，有的适于权变。”
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1其志欲立，故书即位。2书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立，桓不言王者，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著其恶。由此观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两省也。
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3。”《传》言：“庄公冯杀之4。”不可及于经，何也？曰：非不可及于经，其及之端眇5，不足以类钩之，故难知也。《传》曰：“臧孙许与晋郤克同时而聘乎齐6。”按经无有，岂不微哉？不书其往而有避也。今此《传》言庄公冯，而于《经》不书，亦以有避也。是以不书聘乎齐，避所羞也。不书庄公冯杀，避所善也。是故让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不可弃也。故君子为之讳不居正之谓避，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义，善无遗也。若直书其篡，则宣、缪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难者曰：为贤者讳，皆言之，为宣、缪讳，独弗言，何也？曰：不成于贤也。其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故不弃亦不载，以意见之而已。“苟志于仁，无恶。”7此之谓也。”
注释
1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春秋》记事，每年首月称王，如“元年春，王正月”，表示尊王谨始。而鲁桓公记事有十四年不书王，只书“春正月”，表示鲁桓公行事违背周天子。2其志欲立，故书即位：鲁桓公弑兄自立，按《春秋》辞例，新君“不书即位”，而桓公元年书“公即位”，《公羊传》认为是为了昭显桓公的恶行。3宋督弑其君与夷：事见《春秋》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宋督，宋国大臣华父督。与夷，即宋殇公。4庄公冯杀之：见《公羊传》隐公三年，记云“庄公冯弑与夷”。5眇：微邈，深远，幽暗。6臧孙许与晋郤克同时而聘乎齐：臧孙许，春秋时鲁国大夫。郤克，晋国大夫。二人与卫国大夫孙良夫、曹国公子首出使齐国，因四人皆有残疾，齐顷公竟派四个有同类残疾的侍臣负责接待，令使臣受到羞辱。此事《公羊传》记载，而《春秋》经没有记载。7苟志于仁，无恶：出自《论语·里仁》。
译文
鲁桓公无视周天子，所以《春秋》记桓公事就不写“王”字。桓公想要自立为君，所以《春秋》就写他“即位”。写“即位”表明他杀死了做国君的兄长。不写“王”字，用来表明他违背了周天子。所以鲁隐公时《春秋》不记“立”，桓公时不写“王”字，都是根据他们的想法而显露他们的行为。根据贤者的想法来伸张其义，根据不肖者的想法来昭示其恶。由此看来，《春秋》所赞同的是善的，所不赞同的是不善的，这两种情况不能不分辨清楚。
《春秋》记载：“宋督杀死自己的国君与夷。”《公羊传》记载：“庄公冯杀死宋殇公。”却没有记载在《春秋》上，这是为什么？回答说：不是没有记载在《春秋》上，而是经文记载得很微妙，不能用同类的用辞推察，因此难以了解。《公羊传》说：“臧孙许和晋郤克同时到齐国聘问。”考察《春秋》上没有记载，岂不是隐微吗？不记载他们前往齐国的事是因为有所避讳。现在《公羊传》中记庄公冯，而在《春秋》中不记载，也是有所避讳。所以不记载臧孙许和晋郤克聘问齐国的事，是为了避讳可羞耻的事。不记载庄公冯杀殇公，是避讳《春秋》所称赞的事。所以谦让是《春秋》所称赞的。宣公不将君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他的弟弟也不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反而还给自己哥哥的儿子，这些做法虽然不符合继承的原则，但皆有谦让的美德，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君子为他们避讳居位不正的行为，之后出现的祸乱，就移到宋督身上而保存宣公的善心。这也是《春秋》的原则，不能遗漏善事。如果直接记录庄公篡位的事，那么宣公、缪公的美德就会被埋没，善行也就不能体现出来了。问难的人说：替贤人避讳恶事，都有记载，替宣公、缪公避讳恶事，独独没有记录，什么原因？回答说：因为他们还不是完全的贤。他们心要行善，行为却不合正法，这种做法不可肯定，也不可抹杀。抹杀这种做法就抹杀了善的心志，肯定这种做法就违背了王法。所以既不抹杀也不记载，用隐含的意思表示出来罢了。“如果致力于仁，就不会有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1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2是也。故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视其国与宜立之君无以异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于鄫取乎莒3，以之为同居4，目曰“莒人灭鄫5”，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尚归之以奉巨6经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7也。公子目夷复其君，终不与国；祭仲已与，后改之；晋荀息死而不听8；卫曼姑拒而弗内9。此四臣事异而同心，其义一也。目夷之弗与，重宗庙；祭仲与之，亦重宗庙；荀息死之，贵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贵先君之命也。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君之命耳。难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载乎义？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书，大夫立则书。书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书，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为义也。
注释
1端：开始，发端。2公子目夷：宋国公子，即司马子鱼，宋桓公庶子，襄公之兄。在宋襄公召开诸侯盟会被楚国擒获，楚攻伐宋国期间，坚守保卫宋国领土。宋襄公因其贤能曾两次欲让位于子鱼，而不从。3鄫取乎莒：鄫国国君迎娶了莒国之女为夫人。4同居：含义费解，疑为“司君”，即嗣君。5莒人灭鄫：上文鄫国所娶之夫人无子，所生之女嫁莒国而生子，鄫国国君爱其夫人，打算立此外孙为君。《春秋》因此称为“莒人灭鄫”。6奉巨：奉，遵循、奉行。巨，大。7详而反一：反，返。一，约。详多而能返于简约。8晋荀息死而不听：荀息，晋国大夫。晋献公逼太子申生自杀，赶走重耳和夷吾二子，立宠姬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命荀息辅佐奚齐。奚齐即位后，大臣里克等人劝荀息废君，荀息宁死不从。里克杀奚齐，荀息则立骊姬妹妹之子卓子为君，里克又杀卓子，荀息自杀。9卫曼姑拒而弗内：曼姑，卫灵公少子郢。灵公世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不合，欲弑南子失败，被赶出国。灵公与南子欲立曼姑，曼姑对此拒绝，最终推立蒯聩之子辄即位，是为卫出公。
译文
器物依从所属之地名，土地依从主人就叫作制度。权变的开端，不可不明辨。权变虽然不符合常理，也一定要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之内。不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的，即使死亡，最终也不去做，公子目夷就是这样的。所以诸侯父子兄弟不应立为君而立为君的，《春秋》看待他与应该立位的君没有区别。这都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之内。至于鄫国娶莒女为夫人，还以其外孙为嗣君，就视为“莒国灭亡鄫国”，因为这不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因此诸侯的行为在不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的，叫作大德，大德不能超过界限的，叫作遵守常道。诸侯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的，叫作小德，小德有些出入是可以的。权变有一些诡于正道，但还是要归于遵奉正道。所以《春秋》的记事原则，是广博而精要，详尽而又返于简约。公子目夷践履对襄公的答复，始终没将国家交给楚国；祭仲已将国君之位交给公子忽，后来又改变主意；晋国的荀息至死不听里克的意见；卫国曼姑拒绝蒯聩，不接纳他回国。这四位臣子事迹虽不同但想法却相同，道理是一样的。目夷不将国土交给别国，是以宗庙为重；祭仲将君位给了别人，也是以宗庙为重；荀息随新君而死，是以先君的命令为宝贵；曼姑拒绝蒯聩，也是从先君的命令为宝贵。行为虽然相反，目的却相同，都是为了守护宗庙、遵奉先帝的命令。问难的人说：公子目夷、祭仲的所为，都是为了事奉国君，称赞他们是可以的。荀息、曼姑并没有做到，他们想要依恃的人都是不宜立为国君的，怎么还被记载为义呢？回答说：《春秋》记事的原则，君主立了不该立的，不记载，大夫立了不该立的国君就记载。记载，是因为不许可大夫立了那些不该立的人为国君。不记载，是因为许可国君可以确立继承人。国君立了不该立的人，不对。但既然立了之后，大夫遵奉他才是正确的，因此荀息、曼姑的行为可以被称为义。
难纪季1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2。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故3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难乎？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4讳避致王也。诡莒子号谓之人5，避隐公也。易庆父6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7，讳大恶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8，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无善一名而文见贤，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故告籴9于齐者，实庄公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臧孙辰。以酅10入于齐者，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纪季。所以诡之不同，其实一也。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曰：齐将复仇，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11之，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于齐，请以立五庙12，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13。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谓之“大去”。《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
注释
1纪季：纪哀侯之弟。公元前690年，齐国军队攻破纪国都城。纪哀侯将剩下的国土交给纪季，出国逃亡。纪季以纪国的酅地投降齐国，做了齐国的附庸，纪国最终灭亡。2用地：疑应为“专地”。3故：本来。4代：疑应为“狩”。5诡莒子号谓之人：《春秋》隐公八年载“公及莒人盟于包来”。《公羊传》认为称莒子为莒人，是为避讳隐公行事不当，诸侯大国不与鲁国结盟，而隐公只能与微小的国家结盟。6庆父：鲁庄公弟。《春秋》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来。”庆父又称仲庆父，或孟孙，是后来鲁三家之一，孟孙氏的始祖。称庆父为齐国之仲孙，是不把他当鲁国人了，表示谴责。7变盛谓之成：《春秋》庄公八年：“师及齐师围成，成降于齐师。”据《公羊传》，成本为盛，亦作“郕”，是姬姓诸侯国。改盛称成是为避讳鲁国灭了同姓诸侯国。8诡辞：不如实说出，而改换一个说法，即诡辞。一般认为，《春秋》这种诡辞的实际含义，在《春秋》经传的传承过程中是由老师和弟子口耳相传的。9籴（dí）：买进粮食。10酅（xī）：春秋纪国邑名，在今山东青州西北。11距：通“拒”，抵抗。12五庙：按照礼制，诸侯立五庙，祭祀五代先祖，包括二昭、二穆、太祖，即父、祖、曾祖、高祖、始祖之庙。13卫九世之主：齐襄公攻打纪国，借口是为其九世祖复仇，则纪侯抵抗，就是为了捍卫九世祖庙之主，即九世祖先。
译文
有人以纪季问难说：《春秋》的记事原则，大夫不能擅用国土。又说：公子依礼义不能离开国家。又说：君子不能躲避外患入侵。纪季违反了这三条礼义，为什么还称他为贤者？贤臣本可以盗用国土以讨好敌国，抛弃国君以躲避患难吗？回答说：贤德之人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是把贤德的名声寄托在纪季身上，以此表明纪季不会做这样的事。纪季不会做就可以知道是纪侯让他做的了。《春秋》记事时，会诡变事实来避讳一些事情。在记人时，会诡变他的名字来避讳。因此诡变晋文公心怀称霸之志的实际，用天子前往狩猎代替晋文公召唤天子的事实。诡称莒子的称号而说是莒人，是为了替隐公避讳。变称庆父的名字而叫他仲孙，变称盛地为成地，都是避讳大恶的事。然而研究《春秋》的人，在刚刚入门时就要注意避讳的写法，随着事件的委曲变化就可以弄清它的含义了。现在纪季是从国君那里接受使命，而经书上记他擅自献地，没有美善的名声，在行文中却体现出赞美的意思，这些都是诡辞，不可不辨明。《春秋》对它认为贤的，一定依顺它的心志而统一用辞，来表彰他们的道义并褒扬他们的美德。现在纪侯是《春秋》看重的人，所以就听任他进入齐国的愿望，而用诡辞避讳他服罪的实辞，将责任转到纪季身上。因此到齐国买粮，实际上是庄公要做的，可是《春秋》用诡辞，将责任转给臧孙辰。把酅地带到齐国，实际上是纪侯要做的，可是《春秋》用诡辞，将责任转给纪季。这些诡辞避讳的内容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问难的人说：有国的人，人们要立他为国君，该坚决不听从人们的意见，国家被消灭了，国君要为国而死，这就是正确的做法，纪侯凭什么被称为贤呢？回答说：齐国要复仇，纪侯自知国力不敌齐国内心却想抵御，所以对他的弟弟说：“我是国家的国君，不可以不为国而死。你带着酅地前往，向齐国服罪，请求能建立五庙，让我们先君每年能得到祭祀。”带领一国的兵众，来护卫九代神主。齐襄公驱赶他也不离去，要求他将纪国交给齐国又不同意，上下齐心而共同为国而死，所以称为“伟大的灭亡”。《春秋》认为纪侯为道义而死是贤德的，而且还深得民众之心，所以为纪国灭亡避讳。用为纪侯避讳，展现他的贤德。用他的贤德，展现他的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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