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大败晋军，成为霸主：春秋繁露2邲之战

导读

篇名含义不详。本篇以《春秋》所载数事例展开辨析，阐明儒家经权以及以“仁”为善恶是非的根本判别标准，而非固守礼制规矩的思想，颇为值得反思。篇中首先列举《春秋》对于战争的态度和用辞，以及之战用辞的特异来说明“《春秋》无通辞”的道理，实际上是揭示固定的礼之文（仪文轨范）只适用于通常的情况，并不足以作为一切事相的根本判断标准。接下来即以楚将司马子反与宋平之事，指出子反虽然违反了不得专政擅名的礼制，一定程度上也违背了楚国的国家利益，但因他是出于见宋国国民“人相食”“人相爨”的不忍之仁心，而逾越规矩，故而为《春秋》褒扬。所以是否合于仁德之心才是是非善恶的根本判断标准。最后以祭仲、鲁隐公、逄丑父、齐顷公等人事，说明权变等标准在于是否合于义，而并非可以随意违背礼制，或者表面符合礼制，实际不合于义。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1，至邲之战2，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3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4，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秦穆侮蹇叔而大败5。郑文轻众而丧师6。《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7，伤其害所重也。

注释

1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予，与、认可、赞许。不认可夷狄（的风俗），而赞赏中原国家有礼义。这是《春秋》一般的说法。2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国争霸，在郑国境内的邲地爆发战争，楚庄王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大败晋军，一雪城濮之战失败之耻，并由此成为霸主。3《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春秋》没有一个到处通用的固定说法，而是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4庄王之舍郑：舍，指解围。邲之战前，楚因郑国依附晋国而讨伐郑，攻破了郑国国都，郑襄公向楚庄王求和。庄王认为襄公谦逊卑下，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并说“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避）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因此没有灭亡郑国。5秦穆侮蹇叔而大败：秦穆，指秦穆公，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蹇叔，秦国大夫。殽之战前，蹇叔劝阻穆公不应偷袭郑国，穆公不听劝阻还咒骂蹇叔，结果偷袭不成还被晋国大败。6郑文轻众而丧师：郑文公，公元前671年至前628年在位。众，民众，泛指在下位的人。《春秋》闵公二年载：“郑弃其师。”《公羊传》作：“郑弃其师者何？恶其将也。郑伯恶高克，使之将，逐而不纳，弃师之道也。”郑文公因为不喜欢将领高克，就派他外出打仗，又不让他回国，高克只好率军逃到陈国。郑文公用这种方式对付高克，等于丢弃了自己的军队。7一二书：按先后顺序，一字不漏地详细记载。

译文

《春秋》通常的用辞，不认可夷狄而认可中原各国有礼义，但对邲之战，却偏偏反过来，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春秋》没有一个到处通用的固定说法，而是随着变化而改动用词。现在晋国变成了夷狄，楚国变成了君子，所以改移用词来跟从所记的事。楚庄王放弃灭亡郑国，有可贵的美德，晋国不懂得这是善行，还要攻击楚人。晋国要救援的郑国已经解除围困，如果继续向楚国挑战，这就没有了善待善行的心，而不把救护民众当回事，所以《春秋》轻视晋国，而不把它跟贤者并列为有礼义的国家。秦穆公轻侮蹇叔而遭遇大败，郑文公轻视自己的部将而丧失了军队。《春秋》尊敬贤能重视百姓就像这样。因此当时的战争侵伐，虽然多达数百起，一定按照顺序记载清楚，是因为战争的伤害太严重了。

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1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辞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2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3：“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4，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注释

1会同之事，大者主小：会同，会商结盟（停止战争）。主，为主。2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凶年，灾年。修旧，修缮旧的宫室。造邑，建造新的城邑。灾年修缮旧的宫室，《春秋》要批评，在灾年还营造新的城邑，就隐晦地指责。3《诗》云：下引诗句出自《诗经·大雅·江汉》。4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断断，专一。谓专以发动战争为事。

译文

提问者说：《春秋》记载战争十分谨慎，它厌恶战争却没有用词语表示，这是为什么？回答说：诸侯会盟，大国主导小国；交战征伐的事，应战者为主而挑战者为后。如果不是因为厌恶战争，为什么让挑起战争的人居于下位？这就是《春秋》厌恶战争的用辞。而且《春秋》的用辞原则是灾荒之年不修缮旧的宫室，用意在于不令百姓更加困苦。令百姓困苦尚且厌恶，何况伤害百姓呢？伤害百姓尚且痛恨，何况屠杀百姓呢？所以说，灾荒之年修缮旧的宫室《春秋》就指责，建造城邑就隐晦地批评。这说明对百姓的伤害小，《春秋》对它厌恶就小；对百姓的伤害大，对它厌恶就大。现在战争对百姓造成的祸害有多大呢？考辨文意而观察要旨，就可以看出《春秋》所厌恶的是，不用德行只凭借武力，驱使百姓而残害他们。《春秋》所喜好的是，（虽然有惩罚人的兵器刑具之类，）却只陈设而不使用，要用仁义使百姓悦服。《诗经》说：“施行礼乐之类的文德，让周围各国团结和睦。”这是《春秋》所赞赏的。德行不足以使邻近的国家来亲附，文德不足以使远方的人前来投奔，却只会发动战争讨伐别国，这必定是《春秋》特别痛恨的，都不是正义的。”

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1，耻伐丧2而荣复仇。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亩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伐不可胜数，而复仇者有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3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4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5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6道矣。

注释

1恶诈击而善偏战：诈击，诈战，即突然发动的战争。偏战，即阵地战。《公羊传》何休注：“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2伐丧：指在对方服丧期间发动战争。有所谓“礼不伐丧”的说法。3说：通“悦”。4“棠棣之华”至“何远之有”：出自《论语·子罕》。汉儒注解《论语》此句的传统是将此句与《论语》上文“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视为同一段落，因此，将“偏其反而”解释为“返经合道”，董仲舒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但宋儒有不同解释。棠棣，《论语》作“唐棣”。偏其反而，一说指唐棣花先开后合，与其他花不同，喻贤人散处，与众不同；一说指花翩跹摇动，似有情而实无情，喻人之有思。5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指，宗旨、要旨。意思是，领会宗旨的人，不拘泥于文字。

6适：往，去到。

译文

问难者说：《春秋》记载战争，有厌恶也有赞赏。厌恶诈战，而赞赏阵地战，以攻伐服丧国为耻，而以复仇为荣。怎么能说《春秋》认为没有正义的战争而全都厌恶呢？回答说：《春秋》凡是记载灾害的，即使田亩间还有几棵庄稼，也要记载没有麦苗。现在天下那么大，三百年的时间，战争的次数数都数不过来，而复仇战争只有两次。这跟只有几棵麦苗记作没有麦苗有什么不同？这种说法不足以驳倒我的观点，所以可以说没有正义的战争。认为没有正义的战争的说法不对，那么土地上没有麦苗的记载也不对；认为土地上没有麦苗的记载可以，那么没有正义的战争的说法也可以。如同《春秋》对阵地战一样，认可的是摆好阵地（不偷袭），而不是认可战争本身，这也是一个验证。《春秋》爱惜人民，而战争要屠杀人，君子怎么会赞成杀戮自己所爱惜的人呢？所以《春秋》对待阵地战的态度，与他对中原各国的态度一样。相对于鲁国，就称为外；相对于夷狄就称为内。同样的，阵地战与诈战相比，就说是义；与不发动战争相比，就是不义。所以结盟不如不结盟，然而有相对好的结盟；战争不如不战争，然而有相对好的战争。不义当中有相对的正义，正义当中有相对的不正义。文辞所不能涵盖的，都蕴含在要旨当中，不是精心思考的人，怎么能够了解？《诗经》说：“棠棣之花，翩跹开合。难道我会不想你？只是所居太遥远。”孔子说：“只是没有思念罢了，哪里会怕遥远！”由此看来，见到要旨的，不拘泥于文字。不拘泥于文字，然后就可以跟他探讨道了。

司马子反为其君使1，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2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3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间，4故大之也。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湨梁之盟5，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间6也。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7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8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子反之行，一曲9之变。独修之意也10。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云11：“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12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13，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

注释(www.xing528.com)

1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司马子反，楚国将领。《春秋》宣公十五年载，“宋人及楚人平”。当时楚军围困宋国，楚军只剩七天之粮，庄王就派子反去了解宋国情况，如果七天还攻不下就放弃。结果子反从宋国大夫华元那里得知，宋国已经粮绝乃至“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怜悯宋国民众的处境，就把楚军的实情告诉给华元，使得楚庄王不得不退兵。《春秋》一般不记载鲁国之外别国的和议，为嘉奖子反而特别对此事做了记录，就是下文所说“《春秋》大之”的意思。2内专政而外擅名：在国内越过诸侯专政，在国外越过诸侯擅自撷取名声。3惨怛：忧劳，哀痛。4矜（jīn）宋之民，无计其间：矜，怜惜、体恤。间，间隙、嫌隙。指子反因怜悯宋民之苦，无暇计较可能有擅作主张的嫌疑。5湨（jú）梁之盟：湨，水名，在今河南境内。梁，堤坝。《春秋》载襄公十六年（前557）“公会晋侯、宋公、卫侯……于湨梁”。6间：间隙，喻文字间自相矛盾。7臣有恶，擅名美：此句不通，疑为“恶臣擅君名美。”8“尔有”至“君之德”：引自《尚书·君陈》。猷，谋略。9一曲：一端。10独修之意也：独修，自修。指在某个特定情况下，道德主体能够独立自觉地树立道德意识与作出道德判断，而不是盲从某种道德教条，如上文所说的“雷同之义”。11《诗》云：下引诗句出自《诗经·邶风·谷风》。12庶：当作“摭”，择取、汇集。13人相爨：爨，烧火做饭。即《公羊传》所说的“析骸而炊”。齐地方言称爨为“炊”。

译文

司马子反为国君出使，却背弃了国君的命令，将军队的实情告诉敌国，答应宋国的请求，而与之议和。这是在国内专政，在国外擅自撷取名声。专政就轻视国君，擅名就是不守为臣之道，可《春秋》却推崇他，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因为司马子反有恻隐之心，不忍令宋国百姓饿到人吃人的地步。布施恩惠，以能恩及关系疏远的为大；施行仁爱，以自然出自内心为美。现在司马子反发自内心，怜悯宋国的百姓，无暇计较可能有擅作主张的嫌疑。所以《春秋》推崇他。问难者说：《春秋》的记事规则是，卿不替别国诸侯考虑，政事不听任大夫。子反身为楚国臣子却怜恤宋国百姓，这是替别国诸侯考虑；不回复自己的国君就跟敌国议和，这是政事听任大夫。湨梁盟会，决定权在大夫手中，《春秋》讥讽此事，因为大夫侵夺了国君的尊严。议和一事由大夫决定，也是侵夺国君的尊严，可是《春秋》却称赞他，这说明《春秋》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况且按照《春秋》大义，反对臣子擅取国君的好名声。所以忠臣不公开进谏，希望好的意见由国君提出来。《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建议，入朝告诉君主，出外听顺君命，说：这个好谋略，是我们国君德行的体现。”这是做臣子的规则。古代贤良的大夫，他们都是这样服事国君的。现在子反离国君很近却不向国君复命，可以见到庄王却不向他报告，都认为是他因为要解除楚宋两国的危难而不得不这样做。那他为何要擅自夺取国君美名呢？这也是我的迷惑。回答说：《春秋》评定史事的原则，有恒常的，也有权变的，权变的适用于不寻常的事，恒常的适用于寻常的事，各有适用的范围，彼此不相妨害。现在诸位所说的，只能针对天下寻常的情况，是对正义的教条式理解。子反的做法，是特定环境下的权变。这是自觉、独立的道德意识。视物受惊身体就会失去常态，心灵受惊就会忘事，这是人之常情。体会到受惊的情况，就要取他好的一面，不苛求他的过失。《诗经》说：“采芜菁啊采萝卜，不要因菜根苦而丢弃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子反前去探察宋国情况，听说已经饿到人吃人的境地，大吃一惊而哀怜他们，没有意料到情况这么严重，因此触目惊心而违反了通常的礼节。礼，是摭合于仁，形式与实质兼备才构成体系。现在让人吃人的情况发生，就丧失了仁爱，还怎样体现礼？正要补救礼的本质（仁），哪里顾得上礼的形式？所以说“行仁爱时，没有必要谦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春秋》的用辞，有轻贱的，有比轻贱更轻贱的。有比轻贱更轻贱的用辞，就有比尊崇更尊崇的用辞。现在谦让是《春秋》所尊崇的。即使如此，见到人吃人、用他人的骸骨烧饭而震惊，为救护百姓忘记了谦让的事，正说明君子之道有比谦让更宝贵的。所以研究《春秋》的人，不要以寻常的规则，去怀疑权变的大原则，就可以明白《春秋》之义了。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1，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按《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2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3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4。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5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6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曹、卫，四国相辅，大困之鞍，获齐顷公，斫逄丑父。7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注释

1无传而著：传，注解。著，显著、显明。2端：原委。3齐顷公：齐桓公之子惠公所生，公元前598年至前582年在位。4清丘、断道：清丘，春秋卫地，今河南濮阳县东南。断道，晋地，在今河南济源县西。鲁宣公十二年诸侯于清丘会盟，宣公十七年诸侯于断道会盟，齐国均未参加。5“春往伐鲁”至“新筑”：新筑，春秋时齐国、卫国交界处。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公元前589年，齐顷公攻打鲁国，又在新筑打败了卫国的救援军队。晋国收到鲁卫两国求援，前往救援，因此爆发了下文提到的鞍之战。6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聘，古代诸侯之间或诸侯向天子的问候。之前晋国派重臣郤（xì）克，鲁国派大夫臧孙许作为使臣前往齐国聘问，两位使臣一位跛足，而另一位眇目（瞎了一只眼睛），齐顷公竟然让母亲萧太后隔着帷幕观看（作乐），并派跛足者迎接跛足的使臣，派眇目者迎接眇目的使臣，触怒了来使。据《公羊传》载：“二大夫出，相与踦闾而语，移日然后相去。齐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归，相与率师为鞍之战。齐师大败。”7“晋鲁俱怒”至“斫逄丑父”：鞍之战中，齐顷公孤军深入，被郤克等人率领的晋军擒获。卫士逄丑父与齐顷公交换衣服和位置，并假扮国君，派顷公取水以借机逃脱，晋军得知受骗后杀掉了逄丑父。

译文

《春秋》记载天下得失，并揭示之所以得失的原因。文字隐晦却意蕴明确，不作传注却文义显著，对此不可不明察。泰山的高大，不观察尚且不知道，更何况细微的东西呢？所以根据《春秋》而推知往事，追溯事情的原委，而观察最终的结果，得志的君子，有喜事的人，不可以不审慎。齐顷公是齐桓公的亲孙子，齐国国土本来就广大，而地势也便利，又荫袭霸主的余威，有心继续称霸诸侯。因为这个缘故，很难使他跟诸侯会盟，却很容易使他骄傲奢侈。即位九年，从未有过一次参与会盟的事。有激怒鲁国、卫国的意向，而不跟诸侯们在清丘、断道等地会盟。春天出发攻打鲁国，攻入鲁国的北郊，返回时又攻打卫国，在新筑打败了卫军。正当这个时候，乘着战胜的气势自大不已，大国都前来访问，却轻慢而不尊敬各国使臣。晋国、鲁国都被激怒，在国内动员军队，在国外得到曹国、卫国的支持，四国互相支持，在鞍地围困齐军，俘虏齐顷公，杀死顷公的卫士逄丑父。深入反思顷公之所以遭受大辱，几乎亡国，被天下耻笑的原因，就是从威慑鲁国、战胜卫国开始的。攻打鲁国，鲁国不敢出城迎战，攻打卫国，大败卫国，于是志得气满，心中再无敌手以引生忧患意识。所以说，得志有喜的时候不可以不警惕。这就是证明。从此以后，齐顷公心存恐惧，不听音乐，不饮酒吃肉，在国内对百姓仁爱，慰问病人和吊唁亡者，在国外恭敬诸侯。跟从诸侯参与会盟，终其一生，国家安宁。这就说明幸福原来产生于忧患，祸患起源于欢喜。唉！事物产生的缘由，与人的行为非常切近，难道可以不省察吗？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1，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2，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3、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4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溷然方获5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6，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7：“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

注释

1祭仲许宋：祭仲，名足，字仲，郑国大夫、权臣。郑庄公病逝，其世子忽继位，是为郑昭公。祭仲省庄公丧途经宋国，为宋人胁持，要他帮助当时在宋国的昭公之弟突成为国君。祭仲经过考虑，答应了宋国。在郑国的昭公见势不妙，就出奔卫国。祭仲就带着突回国即位，是为郑厉公。《公羊传》认为《春秋》记载这件事时对祭仲称字不称名，是表示肯定的意思，赞许祭仲能够行权变，保住了国君的生命和郑国的安全。2非：责备，批评。3鲁隐公：鲁惠公庶子。惠公死后太子允年幼，隐公以贤被推即位，公子翚（huī）谄媚隐公，建议杀掉太子允，隐公拒绝，并打算待其年长归位于太子。公子翚害怕事情败露，又向太子允献谗言，杀掉了隐公，太子允即位，是为鲁桓公。《春秋》记事从隐公元年起。4国灭，君死之，正也：语出《公羊传》襄公六年：“曷为不言莱君出奔？国灭，君死之，正也。”莱国被齐国所灭，莱共公浮柔逃到棠邑，国家宗庙重器都被献给齐国。《公羊传》认为国君之正道就是与其国共存亡。5溷然方获：溷，浑浊。获，虏获，为人所虏则不成为君。6“《春秋》之序辞”至“之间”：《春秋》开篇鲁隐公元年首句为“元年，春，王正月。”7曾子曰：以下引文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译文

逄丑父牺牲自己而使国君生还，怎么还算不上懂得权变呢？逄丑父欺骗了晋国，郑国祭仲答应宋国的要求，都不合于正道来保存自己的国君。然而逄丑父的所作所为，比祭仲更难，可是祭仲被赞许，逄丑父却被批评，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是非难以区分就表现在这一点上。这些看起来很相似的事，却有不同的道理，不可不仔细辨察。舍去王位而避免兄弟纷争，是君子甚为看重的；被俘之后逃跑，是君子甚为看不起的。祭仲使得国君受到尊重，并且得以生还，所以《春秋》认为他懂得权变而加以称扬。逄丑父使得国君遭到蔑视而得以生还，《春秋》认为他不懂得权变而责备他。二人都不合于正道而救护国君，这一点相似；但是荣耀国君还是令国君受辱，却有不同。因此人们有所作为时，其先虽不合于正道，其后能合乎正义的，就称为符合权变。即便事情最终不成功，《春秋》也称赏他，鲁隐公、祭仲就是这样的。其先合于正道，而后违于正道的，称为邪道。即便成功，《春秋》也不喜欢，齐顷公、逄丑父就是这样的。冒着巨大的羞辱而活下来，实在没有快乐可言，所以贤人不去做，普通人对此则表示怀疑。《春秋》认为人们是因为不知大义而怀疑，所以把大义宣示给他们，说：国家灭亡时，国君为国而死是正义。所谓正义，是以上天赋予人天性与使命为标准的。上天赋予人天性与使命，让人类实行仁义而羞于行可耻之事，不能像鸟兽一样，苟且活命，苟且逐利。因此《春秋》推求上天所施予的来理顺人类的常理，认为至尊之人不可以蒙受奇耻大辱，被俘获之后就应自绝性命。奇耻大辱也不可以加诸至尊之人，所以失去君位就不以君相称。已经返回国内恢复王位的，《春秋》仍有不称为君的用辞，何况对浑浑噩噩被人俘虏了的呢。在道义上说，他肯定不算是国君了。既然不是国君，丑父还算得上什么权变。所以逄丑父欺骗三军是对晋国有大罪，他救了顷公却让齐国宗庙受辱，所以行为虽然难得，《春秋》却不喜欢。逄丑父遵循大义的话，应该对顷公说：“您轻慢侮辱而激怒诸侯，这是大大的失礼。如今受到大的羞辱还不能自杀，是没有廉耻，而犯了双重的大罪。我请求咱们一起去死，不要污辱宗庙，不要羞辱社稷。”像这样，虽然陷入死亡，尚可保有廉洁的名声。在这个时候，死比生好。所以君子活着受辱，不如死了光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按照法则来论，逄丑父欺骗又不合权变，忠心却不符合道义，认为不是这样的吗？请再察看《春秋》。《春秋》用辞的序列，就是把君主放在“春”和“正”之间，这意思不是在说君王应对上遵奉上天的施命，对下教化扶正百姓，然后才可以当国君吗？现在看能喜好善讨厌恶，喜好荣誉憎恶羞辱，不是人自己能够生出的，而是上天施予人的。君子听从上天施予人类的，那么逄丑父就是不忠。上天施予人的，是使人有廉耻。有廉耻的人，受到大的羞辱后就不再活着。大的羞辱没有比丢掉君位而被敌人俘虏更大的了。曾子说：“羞辱如果可以躲避，就躲避。到了不能躲避的时候，君子就把死亡看作如同回家一样。”就是在说齐顷公这类人。

《春秋》曰：“郑伐许1。”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遬卒2，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于蜀3，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其子未逾年，有称伯不子，法辞其罪何？4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5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6失其子心，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今又重之，无故居丧以伐人。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7是也。楚与中国侠8而击之，郑罢疲危亡，终身愁辜9。吾本其端，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10：“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熟计11，一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曰：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12义，兴事不审时，其何13如此尔。

注释

1郑伐许：事见《春秋》成公三年。2卫侯遬（sù）卒：卫穆侯姬遬卒于鲁成公二年，即公元前589年。3郑与诸侯盟于蜀：《春秋》成公二年：“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娄人、薛人、鄫人盟于蜀。”4“是君死”至“其罪何”：有，通“又”。法辞，表示谴责的言辞。按《春秋》例，旧君死，新君立，当年称子，逾年才可称爵，郑襄公死后，悼公不到一年即位，《春秋》称郑伯不称子，是讥讽问罪的意思。5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出自《尚书·无逸》“乃或谅阴，三年不言”。高宗，指商王武丁。闇，指帝王守丧之庐。6施：通“弛”，废弃。7去楚而成虫牢之盟：虫牢，古地名，春秋时郑地，今河南封丘北。鲁成公五年，郑悼公背叛楚国，与晋、齐、宋等国订立虫牢之盟。8侠：通“夹”。9愁辜：愁苦。辜，这里读作“苦”。10孔子曰：以下引文见《论语·学而》。11熟计：犹“熟虑”。12放：通“仿”，效仿。13何：误字，当作“祸”。

译文

《春秋》记载：“郑攻伐许。”为什么厌恶郑国而以夷狄称之呢？回答说：卫穆侯姬遬死后，郑国的军队侵略卫国，这是趁人国丧期间发动战争。郑国和各诸侯在蜀地盟誓，已盟誓之后回国，诸侯于是攻打许国，这是背叛了盟誓。攻打有丧事的国家不道义，背叛盟约不诚信，不诚信和不道义，应当特别厌恶。问难的人说：这个郑襄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悼公没超过一年就继承王位，《春秋》却称他为伯，不称子，这种文法表明他有什么罪过呢？回答说：按照先王的制度，有大丧的臣子，君主三年不上门叫人，这是为了随顺他的孝心无法承办公事。《尚书》说：“高宗居庐守丧，三年不发布政令。”这是居丧的规则。现在即使做不到这一点，怎么能在自己的父亲死去不足一年就在丧期发动战争？《春秋》因为他缺少恩德，并且丧失了作为儿子该有的孝心，所以不再称他为“子”，而称他郑伯，来羞辱他。况且他的先父郑襄公攻打有丧事的国家，背叛盟约，得罪了诸侯，诸侯对郑国的愤怒还未消除，厌恶还没有结束。继承襄公事业的，应该修善行遮掩他的过错，现在又加重罪过，毫无缘由地在居丧时攻打许国。父亲在别国居丧时攻伐，儿子在居丧时攻伐别国，父亲将不义加施于别人，儿子丧失了孝心而侵犯中原，这是父亲先负旧恶在先，自己又行大恶于后。诸侯果然都愤怒并憎恨他，全都来盟会，商议共同攻伐他。郑国才感到恐惧，背离楚国，而与诸侯结成虫牢之盟。楚国和中原各诸侯国南北夹击它，郑国陷于疲惫危亡，终身愁苦。我探求其原因，就是因为不行道义而失败，用心轻率而造成这样的。孔子说：“领导拥有千乘兵车的大国，要敬慎而诚信。”知道得失的关系重大，所以恭敬而慎重。现在郑伯既不讲儿子当感念的恩德，又不深思熟虑，一次发兵征伐不合适，遭受的祸患无穷，这是咎由自取。所以活着的时候不能称他“子”，是去除他的名分；死了以后又不记载下葬，是为了显示他的罪过。就是说：统治国家的人要比照这些。为人不遵循道义，做事不审察时机，祸患就跟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