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发展的不可替代推动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体现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力量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面向未来八十年的科学技术发展，三个基本判断必须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关注：一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融合发展是21世纪后半叶的必然趋势；二是以哲学社会科学引导自然科学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三是以人文的善为科学的真保驾护航是数字文明时代的必然要求。

（一）哲学与科学的融合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105]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物、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个是构建精神生活家园，一个是建构物质生活家园，两者相存相依，相通相融，相得益彰。

著名教育家和科学事业家蔡元培先生曾对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屏科学而治哲学，则易涉臆说；远哲学而治科学，则不免拘墟。两者可以区分而不能离绝也。今日最持平之说，以哲学为一种普遍之科学，合各科学所求得之公例，为之去其互相矛盾之点，而组织为普遍之律贯。又举普遍知识之应用于各科学而为方法、为前提者，皆探寻其最高之本体而检核之。”^[106]哲学追求普遍规律，必须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哲学作为普遍知识又必从方法、前提等根本方面对自然科学有所帮助。^[107]故此，既不能远离科学而治哲学，也不能远离哲学而治科学。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108]，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的趋势。

跨界合作是大数据时代发展的基础，要求人们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来认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高度融合。“科学与哲学原本同根同源。”^[109]“知识好比大树，哲学是树根，科学则是树枝。”（笛卡尔）“哲学和科学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哲学是普遍性，科学是特殊性。”（斯大林）如果说，在大数据时代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只是“小试牛刀”，那么21世纪后半叶其必将“大展拳脚”。“宇宙天地间、大千世界里，人是‘最大变量’，物是‘最大常量’。”^[110]哲学塑造精神，科学洞悉物质。哲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在哲学与科学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大背景下，将不断续写“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能力有多强，我们就能飞多高”的精彩篇章。

（二）哲学引导科学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是探寻和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状况与文明素质的综合体现。^[111]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造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一个伟大民族的兴盛，也必然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可以说，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和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自始至终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12]

第一，哲学世界观对科学活动起着重要支配作用。哲学对自然科学具有指导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恩格斯把哲学对自然科学的这种“指导”作用称为“支配”作用。^[113]他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是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114]因为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工作，都涉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即科学工作者与被认识、被改造对象的关系问题，以及与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就有一个哲学指导思想问题。^[115]此外，科学是一种认识的活动，其目的是发现、研究、认识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但是任何一个客观对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总是同其他现象、次要因素、偶然因素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本质也总是深深地掩藏在事物的背后，这就要求认识主体应当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把本质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剥离出来。(www.xing528.com)

第二，哲学方法论对科学发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方法论和世界观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一定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必定表现为什么样的方法论。哲学方法论对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也就是哲学世界观对科学活动的支配作用。只不过，方法论对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表现得更为具体罢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116]，都毫无例外地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它们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117]此外，哲学方法论对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还体现在辩证逻辑的一些具体思维形式之中，如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假设与证明、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等。它们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收集经验材料，还是整理经验材料，无论是提出理论假说，还是构造理论体系，哲学都可以大显身手。

第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是科学创新的坚实思想基础。哲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具有一种对现实永不满足的不安分的灵魂。其不仅仅只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且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人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做出评价，进而用这种评价去指导人们来改造这种现实关系。^[118]同样，哲学在本质上也是怀疑的，怀疑精神是哲学的本性。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就是“怀疑一切”。怀疑精神在本质上同哲学的批判精神是一致的。只有逢事问一个为什么，才能够追根求源，认识事物的本质。哲学具有探索世界底蕴、超越现实、追求无限的特点，而这是同它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分不开的。^[119]哲学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创造精神和创造意识，或者说，这种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是创造性思维的内在要求。哲学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它为科学的发展鸣锣开道，同时，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以人文的善为科学的真保驾护航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革命性力量，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经济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今天，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颠覆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科技如此深刻的影响，对科技的依赖如此深入。科技正在力图左右人类的前途命运，技术化社会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世人走来。^[120]科技既能为善也能作恶，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诸如“核战争”“网络战”“金融战”“生物战”“非主权力量的威胁”等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问题。

“科学和人文艺术是由同一台纺织机编织出来的。”^[121]“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122]科学的负面效应必然引起人文主义者的批判，他们呼吁用人文引导科学的发展，以人文的善为科学的真保驾护航。^[123]科学精神是求真，人文精神是求善。求真本身不能保证其方向正确：“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124]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个人信息泄露”“基因编辑婴儿”“人工智能作恶”等重大问题，更有甚者利用科技成果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如“三聚氰胺事件”“长生疫苗事件”“徐玉玉事件”等，都是科学技术发展方向产生偏差及其成果使用不当所致。

“冰山上开不出玫瑰。同样，在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科学不容易结出能够再生的果实。要科学能够顺利地发展，社会文化环境必须与它融合。科学是求真的，如果它所在的文化环境唯假是务，那就好像一团红炭丢在雪地上，怎么燃烧得起来？如果一边提倡科学而同时又制造社会迷执（social myth），那就像一只脚向前而另一只脚向后，怎么走得动？科学真正能够良好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把追求真理当作基本价值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唯真成了一个社会文化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坚持的态度，科学的发展才会得到真正广大的支持。”^[125]可见，人文对科学具有重要特殊意义，是科学发展的“领航灯”，是科学伦理“匡正器”，是科技向善的“新哲学”。

科技是一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开启哪扇门，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科技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才能向着最利于人类美好发展的方向前进，实现科技向善。^[126]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说：人皆有良知。他又说：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就是人生来具有的善恶辨识力。善是成就自己与别人，成就这个世界，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美好、更多关爱和光明的能力与努力。科技向善是基于人的自由存在和发展解放之需求，追求富有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充满科学智慧的人文，其提出意味着人类对人与科技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觉解。“科技是一种能力，向善是一种选择。”^[127]“以人为本，利他向善。”在利他主义文化和共享文化的导向下，借助主权区块链，科技和人文将会相互交融而又彼此独立，和而不同而又保持适度张力，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妥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