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科技与治理现代化：主权区块链的贡献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治理科技正在涌现，并持续释放治理效能。治理科技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支撑，是权力数据化和数据权力化的一种组织方法，指向的中心问题是“数据化”治理。以治理科技创新治理体制、改进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水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也是推进“中国之治”走向“中国之梦”的破题之钥。

（一）复杂理论下的治理革命

人类的政治历史就是从“统治”“管理”再到“治理”的过程。治理（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希腊语，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55]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具代表性。按照该委员会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方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表明，治理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二是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三是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四是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很显然，治理超越了传统官僚制和民主制的领域，把公共事务的管理看成是多元主体参与和多方责任共担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多种机制共振和多种资源整合的过程。^[56]

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最早兴起于西方国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为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项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对于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西方国家都曾有过长期信赖的历史，但市场和政府都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问题不可能在市场体制内找到解决的办法，于是政府作为纠错者被推向前台。然而，政府过度地涉入经济领域，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无限度地向社会领域渗透，缩小了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导致了社会制约功能的急剧衰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治理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新方式出现，成为政府、第三部门与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力量实现良性互动的有效路径，为破解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提供了新的方式。

治理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复杂理论的兴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一些范式危机推动了复杂科学范式的兴起，为治理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当时，经典科学范式已经不能很好地描述和解释现实世界，而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的形成，以“现代科学革命”中形成的原子结构理论、量子力学、相对论为理论前提，形成了研究系统复杂性、非线性的后现代“复杂性科学”^[57]。钱学森是中国复杂理论的倡导者，他对系统科学的复杂性定义是：“所谓‘复杂性’实际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或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学。”^[58]复杂理论的诞生，对治理理论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思考方式的彻底改变。现在看来，治理理论是一种复杂性科学范式，它所寻求的是公民社会、政府及市场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种有关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城市学等的复杂性机制。如果没有复杂性思想的出现，治理理论也难以完善。复杂理论与治理理论，都是基于后工业社会的复杂的社会系统而形成的。

（二）治理科技推动治理现代化

治理现代化是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其本质是制度的现代化。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第一次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联系起来，着眼于现代化，并以现代化为落脚点，揭示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59]时隔六年，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政府”“科技支撑”“科技伦理”等治理科技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被写入其中，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以此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治理科技推动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

治理科技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以新的技术手段和运行机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提供新支撑。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危急关头之时，治理科技凭借其独特的制度安排和技术优势的“双重驱动”，展现出治理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ABCDEFGHI”协同创新正在演变成为治理科技框架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动力，所谓“ABCDEFGHI”就是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big data）、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联邦学习（federated learning）、5G（5th generation）、智慧家庭（smart home）、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这几大关键技术。这些新兴技术不断融合，群体性、链条化、跨领域的创新成果屡见不鲜，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与迭代式、渐进式创新相并行，正在重构国家治理的底层基础设施和运行逻辑。

治理科技的“魂”是治理，科技只是其“纲”，其核心是通过“治理”与“科技”的双向联动与多向赋能，实现“四个转变”：一是从“管人”“管物”到“管数”的模式转变，以数字国家治理、数字社会治理、数字城市治理、数字经济治理、数字文化治理“五位一体”的数字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60]二是从“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的理念转变，更加强调治理的灵活性、协调性、沟通性，彰显了国家的公平、正义，社会的和谐、有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三是从“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的结构转变，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更加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共商、共治、共享。四是从“行政管理”向“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的综合转变，实现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充分发挥它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治理科技推动治理现代化，表面上只是支撑要素的改变，背后却蕴藏着从垂直到扁平、从单向到体系、从命令到法治、从治标到治本、从一元主体到多元合作的大文章。而这篇大文章，正是中国以和平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力量。

（三）国际秩序与中国方案(https://www.xing528.com)

“国际秩序不等同于国际关系，不是简单地由中美关系、美欧关系等具体的关系组成，它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是对国际关系的总体性把握，并规定着国际关系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61]亨利·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有三个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值得注意：第一，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秩序，而是多个秩序共存，无论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秩序，还是帝国，或者后来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秩序。第二，每一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国际秩序观。因此，一个文明崛起而占据主导地位了，其国际秩序观必然影响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第三，自近代以来，西方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不过，尽管西方主导世界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秩序是唯一的秩序。各个区域都在出现不同形式的区域秩序，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62]

过去两百多年来，在构建近现代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一直拥有国际秩序的定义权与话语权。“美国掌握了定义权，也就是说，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总能向其人民或者国际社会证明其合法、合理性。无疑，定义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意涵，这种道德意涵证明着美国的行为，甚至是战争的‘正义’性质。”^[63]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有三大支柱：“一是美式价值观，也被视作‘西方价值观’；二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构成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安全基石；三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64]美国式国际秩序有其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也在现代世界发挥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政治日益碎片化的今天，世界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调整重组，世界已经改变，并注定不能回到原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提供全面、有效的国际问题解决方案。

21世纪初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是中国的持续发展。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国际社会中的边缘角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的显赫角色^[65]，其世界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空前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秩序观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表5-1），“中国之治”成为世界各国热议的“东方智慧”。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国际秩序观最核心的关键词。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支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有归属感，既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其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其改革的参与者。中国针对国际秩序有缺失的地方已经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重要新型公共产品。“中国之治”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来都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从来都不是谋求赢者通吃而是要实现合作共赢，从来都不是奉行霸权主义而是倡导“有事商量着办”。可以说，“中国之治”既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生动诠释，也是21世纪和平发展的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方案”。

表5-1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

续表

资料来源：董贺、袁正清：《中国国际秩序观：形成与内核》，《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