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社会秩序：理性认知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信任是社会系统的润滑剂。信任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现象，是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概括出的一种行为期待，也是用来降低社会交往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在于信任贯穿于所有的人际互动，既包含了崇高的抱负，也隐藏了深切的恐惧。人与人之间基于理性认知和一定价值原则的相互信任，是保障社会秩序的条件。

（一）熟人社会的信任依赖

人类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以亲缘为纽带构成社会，不同的社会组织带来不同的信任形式。熟人社会中的人格信任是一种维持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信任类型，通过在集体维护的意识形态上实现信息共享的功能，从而维护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这种人格信任满足了边界清晰的熟人社会中的交往需求^[1]，是一种典型的“亲而信”^[2]。在中国，特有的传统继承、亲属制度、儒家长幼尊卑有序的伦理道德及农耕文化的聚居特点为熟人社会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信任遂与差序格局^[3]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中，信任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局限于宗族或血缘共同体，并以此为始纲渐次展开，纲举目张。根据福山的研究，所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如韩国以及南欧和拉美等许多地区也都倡导所谓的“家庭主义”，讲究仪式，注重参与，强调亲属纽带。^[4]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熟悉到陌生的格局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

熟人社会信任的基本格局以熟人社区为基本单位，以“互惠”的人情机制为纽带，遵循“内外有别”的交往原则并逐渐向外推展。首先，“熟人”是熟人社会信任的前提条件。熟人之间的“熟悉”形成了相对较为对称的信息掌握格局，因陌生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可以得到天然的规避。这种“可靠”的交往不仅可以保持时空的连续，彼此间的信任还以情感与道德作为担保，既有利于强化成员之间的信任行为，也对失信行为进行一定的制约。^[5]其次，维系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是人情，而维持熟人社会人情关系的则是一套“互惠”的人情机制。“互惠”价值下的人情机制重情感而轻功利，维系了熟人社会的生产秩序，个人既是人情机制规训的对象，也是享有权利的主体和人情关系运作的监督者，使得熟人社会成为一张微观权利关系网，人们被整合进利益和责任的连带机制之中，组合成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6]最后，“内外有别”是熟人社会信任适用的基本原则。在熟人社会叠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背景下，每个家庭以自己为中心，由内及外延伸，人们按照情感关系的远近发展出不同程度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要求。对与自己亲密的人、熟悉的人讲诚信，而对陌生人则无诚信和信任可言。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依靠文化习俗、道德标准及人情机制维系的“熟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失范状态。一方面，在熟人网络展开的社会经济活动常常以“杀熟”告终。市场经济的萌生，促使经济成就成为价值评估和社会分层的标准，利益理性随时会逸出人情法则的伦理制度，关系资本的负功能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限度和风险日益显现。另一方面，社会频繁流动促使新的“获致性”熟人关系不断生成。这种因利益关系而联结的熟人网络在一开始时情感基础就比较薄弱，熟人关系在交往中的风险也大大增加。^[7]除此之外，“只有在人类个体能实现大规模群处并有效展开合作后，人类才开始变成文明物种，知识和技术也才能不断被传递、更新与扩展”^[8]。家族本位的传统文化虽然在家庭内部有很高的信任度和依赖性，但信任的伦理半径却很小，最多扩展到成为“朋友”的所谓“熟人”。将信任局限于家庭中不仅会堵塞社会信任的伦理通道，还将阻碍繁荣的持续造就。

（二）生人社会的信任制度

随着现代社会中分工的细化、快速交通的发展以及职业代际的变迁，由生产和交换而结成的生人关系逐渐取代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关系，并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通过“脱域化”这个概念准确地描述了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转变的特征。他认为，“脱域机制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9]，且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升，人们之间的交往愈是频繁，陌生感也愈强。生人与熟人的区别已不再取决于交往频率和次数，而是由社会整体的开放程度决定。事实上，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强烈冲击着熟人关系，有着熟人关系的人们由于联系和共同行动机会的减少而疏远，熟人关系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越来越被排挤到边缘地带。“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10]，社会结构和社会框架上的异质性特点决定了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和共同价值观的逐渐分化与多元，这对生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发生和建立提出了新的挑战。(www.xing528.com)

“在理性化的市场经济中，虽然礼俗与关系仍在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还需要更多的制度发挥作用。”^[11]制度信任是对社会领域内公认有效的制度的信任，它借助信任制度（包括规章、制度、法规、条例等）来达到对经济系统的信任、对知识专家系统的信任和对合法政治权力的信任，因而更具普遍性，超越个人、群体的范围，具有广泛的约束效力。^[12]首先，制度信任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道德经济的结合，制度信任可以弥补伦理道德在约束人际关系上的不足，提高市场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及有效性。其次，制度信任扩大了社会信任的范围，打破血缘、地缘、业缘的限制，使任何个人、组织、国家之间建立信任成为可能，具有广阔的施展空间和广泛的适应领域。最后，制度信任便于维护社会交往双方或多方利益，减少为信任付出的代价。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约束性和权威性等使得制度能有效减少个体对未来行为的预测，同时减少因信任风险受到的不利损失。^[13]

契约信任是制度信任的核心，是生人社会的保障机制，也是构建社会秩序的手段。安定有序、关系融洽是古今中外人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社会秩序为人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具有确定性的环境。自人类开启文明时代以来，秩序的实现就离不开信任的作用。正如齐奥尔格·齐美尔所言：“没有信任，无从构建社会，甚至无从构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熟人之间的信任有自然基础，他们基于道德和情感生发直接信任关系。但在陌生人间则缺乏这些自然基础，相互之间要达至信任，需要架起一座桥梁，依赖一种中介，形成间接信任关系，这种中介就是契约。契约信任认事不认人，按规章制度办事，排斥人情纠葛和人情垄断，摒弃“拉关系”“走后门”等烦琐环节。当事人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达成一种契约，使交易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彼此建立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并基于契约对对方产生期待，相信对方在未来的行动中能够按照合约规定履行义务。这种简化的信任建立的过程，使社会信任关系的缔结为可能，有利于人们形成信任的心理，产生信任行为，以应对现代生活之需，从而有效维护现代社会秩序。

（三）网络社会的信任危机

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社会交往态度，也对社会公众的公共意识和社会信任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社会、产业组织和企业形态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虚拟网络空间与现实物理世界平行存在的态势。网民在网络交互中的认知与行为特点无法摆脱其在现实世界中由价值取向、性格特点、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带来的烙印。建立在技术中介基础上的网络交往，其本质仍然是现实世界中的个体依托互联网技术进行的“事实上的交往”^[14]。网络社会依靠功能强大的科学技术，使交往方式朝向多元化、活力感及普遍性发展。网络时代信息一体化促进了不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融合，是“和而不同”的现代化群体意识的新型体现。人类面对的是计算机和媒体的快捷及时，接受的是全方位的文化传递，抛开了旧俗中冗余繁杂的观念束缚，对外来事物的包容度逐渐提升，认同感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范畴，从全球合作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问题，“网缘”成为继血缘、地缘、业缘之后的又一社会关系新名词。

美国法社会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在《美国法简史》中提到，“在当代世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首先，网络社会符合典型“陌生人社会”的特征。“陌生人的信任”更多依赖于个人的判断、能力、知识水平和道德标尺。建立在假定基础上、只能自我确定的单向诚信无疑要承受巨大风险。其次，网络社会中道德约束力的逐渐弱化是引发信任危机最主要的内在因素。网络社会中的交往主体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的信任伦理情境，道德权威的缺失使身处其中的成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责任模糊、散漫、随意，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与道德生活弥漫着浓厚的道德相对主义气息。最后，网络社会的信任危机还与网络信息的可靠程度息息相关。网络信任反映的是数字化环境下人与人、人与系统（技术平台）在互动过程中，面对诸多不确定性所生发的倾向性信念或行为选择，即一种“有信心的期待”。^[15]人们对网络信息的可靠性和网络活动的安全性的总体感受，以及对网上特定系统是否遵守法律和伦理道德的担忧都会给网络带来潜在的、不可预估的影响及不确定性。

在风险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为应对不确定的和不能控制的未来，信任变成了至关重要的策略”^[16]。尽管信任危机对社会发展和个体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但它一方面反映了传统信任模式对现代文明发展的不适应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当前社会本身存在的弊端，从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问题。网络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其舆论导向作用日益突出。网络约束机制的不健全、道德让位于利益等种种因素，致使一系列失范行为或事件频频发生。制度信任危机、专家系统信任危机、媒体信任危机等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网络社会的信任危机日益严重。例如，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纵深推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公益慈善机构经常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给社会公益组织品牌形象和社会公信力带来极大影响，侵蚀了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基础。消除信任危机，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中重建信任，进而构建信任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延续和推动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