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的依赖到数的依赖：主权区块链赋能人类共同体

我们无法否定数据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据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数据世界如同浩瀚星河，人类对数据世界进行不懈的探索，而探索的成果又推动人类不断进化。人类社会从农耕时代发展到数据时代，数据经历了从数到大数据、从点数据到块数据、从数据到数权的演化。这不仅是数据科学维度的进化，更是人类思维范式的升级。进入大数据时代，个人既是数据的生产者也是数据的消费者，当数据化生产、数据化生活和数据化生命成为现实，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相融合，“自然人”进而发展为“数据人”。数据已覆盖和记录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生活，人类对数据已经形成了难以摆脱的依赖性。人类的行为模式将发生巨大变革，在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54]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出现了人对“数”的依赖。秩序互联网与主权区块链为把人从其对现代社会“物”的依赖和“数”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提供了新的现实可能性，进而促逼新制度模式的建构与形成。

人的依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资本主义时期，其特点是“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由此形成的社会形态是“人的依附性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关系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这种社会形态之下，人的生存与发展只是在共同体内画地为牢的空间中的生存与发展，人是须臾不可离开共同体的人。在手工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即人类以“人的依赖关系”生存的时代，人的发展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对自然的直接依附基础上的人身归属。这种依赖关系表明，人的联系是局部的和单一的，因而是原始的或贫乏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55]人的个性的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

物的依赖。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人的依赖关系被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56]个体摆脱共同体的束缚，一方面为个体心理摆脱低层次、依附性和谐而走向高层次、自主性和谐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使个体需要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处理各种日益复杂的关系，其心里充满了冲突与不安，同时陷入了对“物的依赖”。对技术、资本等物的依赖成为人类从事社会生产的基本前提，具体表现为劳动依赖资本、机器。这一阶段，技术就像一个引擎，推动着人与世界的交融。技术深度嵌入并重塑人类日常的生活实践和意义生成，已成为人类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创造方式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决定性力量。人的异化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人类每向前进一步都会伴随着深刻的异化感。因此可以说，人是一种凭借着技术不断异化的动物。

数的依赖。大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创新资源、一种组织方式、一种权利类型。数据的利用成为财富增长的重要方式，数权的主张成为数字文明的重要象征。在《未来简史》中，尤瓦尔·赫拉利对21世纪的新宗教（数据主义）进行了定义：“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虽然数据主义的观点正确与否还有待商榷，但我们确实已经身处大数据的海洋中，形成了对大数据难以摆脱的依赖性，大数据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深度介入与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生存方式。通过强调和推崇数据生产力，大数据建立了数据与数据之间的组合、整合、聚合的新型社会关系。扬弃普遍物化的依赖关系，把人从对物的依附和隶属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依靠数据自主存在、自由发展的新人。在这个阶段，人的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在对数据依赖基础上的相对个性化和自由发展。按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本来含义，即有资产的阶级和没有资产的阶级的划分，掌握大数据的人将成为数据资产阶级，而交出数据的人则成为数据无产阶级，由此又造成人的发展的分化。面对日益高涨的数据化浪潮，需要建构一个以数权为基点的权利保障体系，这个体系称为“数权制度”。基于数权制度而形成的法律规范，称为“数权法”。当数权法与区块链走到一起时，区块链就从技术之治走向制度之治。这种基于制度安排和治理体系的区块链，就叫“主权区块链”。可以预见，治理科技最终将把人类带入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关键的不同是，对几千年不变的生老病死的“人类规律”发起了冲击，并由此引发广泛而深刻的技术革命、治理革命和行为革命。

【注释】

[1]中国古代先贤老子的《道德经》深刻阐述了万事万物互动连接、相生相克、共生共荣的发展规律。我们可以借用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框架来解读互联网。互联网之道就是自由，对自由的追求催生了自我与他人自由相连的渴望，这就是互联网的“一”。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结构在连接每个人时保证了独立性。因为去中心，每一个人都成了中心，人人为我；同时，每个人又以他人为中心，我为人人。这个对立统一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构成了互联网太极结构的“二”。二元互动催生了互联网的“三”要素：人、信息和交易。三要素的动态组合催生了千姿百态的互联网奇迹。（唐彬：《互联网是一群人的浪漫》，《中国商界》2015年第5期，第122-123页。）

[2]余晨：《看见未来——改变互联网世界的人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3]［美］珍妮弗·温特、［日］良太小野：《未来互联网》，郑常青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74页。

[4]网络必须拥有巨大的数量：第一部电话毫无用处；第二部电话稍微有点用处，但只限于与第一部电话通话；在有了上千部电话后，自己购买一部电话才有意义；在有了几百万部电话后，一部电话才会真正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

[5]马长山：《“互联网＋时代”法治秩序的解组与重建》，《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40页。

[6]段永朝、姜奇平：《新物种起源：互联网的思想基石》，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8页。

[7]随意搜索一下便可以找到很多相关名词或案例，如数字强制（digital coercion）、数字暴力（digital violence）、虚拟霸凌（cyber-bullying）、虚拟暴力（cyber-violence）、被迫数字参与（coerced digital participation）等，数字盗窃（digital burglary）、数字诈骗（digital fraud）、数字勒索（digital extortion）、数字抢劫（digital robbery）往往比传统盗窃、诈骗、勒索、抢劫更严重。

[8]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名称首字母的缩写。

[9]白淑英：《论虚拟秩序》，《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第28页。

[10]吴晓波：《腾讯传（1998—2016）：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化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11]所谓的价值转移，简言之，我们要将一部分价值从A那里转移给B，那么就需要A明确地失去这部分价值，B明确地获得这部分价值。这个操作必须同时得到A和B的认可，结果还不能受到A和B任何一方的操控，目前的互联网协议是不能支持这种做法的，因此，价值转移需要第三方背书。例如，A的钱通过互联网转移给B，往往需要第三方机构的信用背书。

[12]［美］杰夫·斯蒂贝尔：《断点——互联网进化启示录》，师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13]从满足人们的需求属性而言，信息互联网满足人类不断拓展社交范围的社会需求，价值互联网满足人类获得价值认可的尊重需求，而秩序互联网满足人类自我实现的最高需求。

[14]“数字经济之父”唐·塔斯考特曾在演讲中提到，“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迎来了互联网的信息时代。当我向你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一份PPT文件或其他的时候，实际上我发送的并不是原始文件，而是拷贝的副本。但是如果牵涉到资产的话，比如说金钱、股票及债权等金融资产，会员积分、知识产权、音乐、艺术、选票、碳信用额等其他资产，发送副本可不是个好主意。如果我给了你100美元，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就不再拥有这笔钱了，并且我不能再次发送给你。这被密码专家叫作‘双重消费’问题”，即“双花问题”。中本聪通过创建比特币解决了数字通证的双花问题，更进一步，价值互联网需要解决互联网上所有数字资产的双花问题。

[15]易欢欢：《价值互联网与区块链：四位一体的新型网络》，搜狐网，2018年，https：//www.sohu.com/a/249565405_100112552。

[16]世界经济论坛：《释放区块链潜力》，《赛迪智库译丛》2017年第47期，第1-19页。

[17]［美］珍妮弗·温特、［日］良太小野：《未来互联网》，郑常青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18]潘云鹤：《世界的三元化和新一代人工智能》，《现代城市》2018年第1期，第1页。

[19]［美］安德雷斯·韦思岸：《大数据和我们——如何更好地从后隐私经济中获益？》，胡小锐、李凯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20]刘锋：《互联网进化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

[2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2]［日］见田宗介：《人类与社会的未来》，朱伟珏译，《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第64页。

[23]［日］见田宗介：《人类与社会的未来》，朱伟珏译，《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第68页。

[24]［美］维贝·E.比杰克：《技术的社会历史研究》，［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25]［英］乔治·扎卡达基斯：《人类的终极命运——从旧石器时代到人工智能的未来》，陈朝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页。

[26]吴宁、章书俊：《论互联网与共产主义》，《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37页。(www.xing528.com)

[27]南风窗编辑部：《技术想要什么》，《南风窗》2019年第26期，第43页。

[28]中国移动研究院：《2030＋愿景与需求报告》，中国移动研究院官网，2019年，http：//cmri.chinamobile.com/news/5985.html。

[29]［美］里查德·A.斯皮内洛：《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30]［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31]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32]林德宏：《人与技术关系的演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6期，第36页。

[33]从四十亿年前地球上诞生生命直到今天，生命的演化都遵循着最基本的自然进化法则，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在有机领域内变动。但是现在，人类第一次有可能改变这一生命模式。

[34]邱泽奇：《迈向数据化社会》，信息社会50人论坛编著：《未来已来：“互联网＋”的重构与创新》，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页。

[35]陈彩虹：《在无知中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读书》2016年第11期，第16页。

[36]正如卡斯泰所言，拥有一部计算机并不一定能改变世界，关键在于人的使用。信息网络也不一定总是好事，网络没有感情，它既可以服务于人类，也能摧毁人类，一切取决于人们为之设定的程序，这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过程。

[37]［美］史蒂芬·科特勒：《未来世界：改变人类社会的新技术》，宋丽珏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推荐序四。

[38]田溯宁：《沿着知识道路继续前行》，［奥］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德］托马斯·拉姆什：《数据资本时代》，李晓霞、周涛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推荐序1。

[39]李三虎：《数据社会主义》，《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页。

[40]殷剑峰：《数字革命、数据资产和数据资本》，《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12月23日，第A9版。

[41]姜奇平：《数字所有权要求支配权与使用权分离》，《互联网周刊》2012年第5期，第70页。

[42]早在2000年，杰里米·里夫金就写道：“摒弃市场和产权交易，从观念上推动人际关系以实现结构性转变，这就是从产权观念向共享观念的转变。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这种转变是难以置信的，就如五百年前人们难以相信圈地运动、土地私有化以及劳动会成为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一样。二十五年之后，对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来说，所有权的概念将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页。）

[43]［美］凯文·凯利：《必然》，周峰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页。

[44]18世纪下半叶，蒸汽机的发明使欧洲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而此时全球许多地区还处在农耕文明时代，两者之间的财富鸿沟日渐明显。从此时开始，全球财富中心开始向西方转移。20世纪初，随着股票交易等相关制度的完善，纽约开始成为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纽约证券交易所、华尔街、摩根大通开始成为当代金融业的标志。这一轮的金融业革命也同样拉大了美国和欧洲的财富鸿沟。20世纪下半叶，随着电子、通信、半导体、软件等方面创新的大量涌现，硅谷开始成为全球信息产业的圣地。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后，美国与亚洲等其他地区的财富鸿沟进一步拉大，随着美国技术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全球其他地区，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西方。

[45]麦肯锡咨询公司认为，区块链是继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之后，目前最有潜力触发第五轮颠覆式革命浪潮的核心技术。就如同蒸汽机释放了人们的生产力，电力解决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传统产业（如音乐和出版业）的商业模式一样，区块链技术将有可能实现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安全转移。

[46]其奠基性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去中心化的电子现金系统，核心思想之一就是通过对等网络方式消除单个中心化依赖，实现点对点交易，同时将已花费的数字货币序列号数据库转变成未花费的数字货币序列号数据库，控制数据规模，并利用哈希算法，打上时间标记，纵贯相连。

[47]姚前主编：《区块链蓝皮书：中国区块链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48]张小猛、叶书建编著：《破冰区块链：原理、搭建与案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3页。

[49]何申等：《区块链：未来已来》，《人民邮电》2019年11月15日，第7版。

[50]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简称“康波”），即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被用来描述经济增长的长期波动现象，周期一般是四十年至六十年。

[51]吴晓波：《腾讯传（1998-2016）：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化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52]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3]何哲：《人类未来世界治理体系形态与展望》，《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4页。

[54]人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人的发展过程分为人的依赖阶段、物的依赖阶段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55]［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5页。

[56]［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