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教育体系中,教师的任教要求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他们所教授学校的层级。小学的师资力量不如初中,初中的师资力量不如高中。这相应地显示了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教师集中在教育体系中较高层级的学校里。这种情况对英语教育造成消极影响,英语教师英语能力不足,无法建立一种合适的语言使用模式。学生反过来会因此养成不良的英语交流习惯,产生糟糕的英语发音,并形成他们“不擅长”英语学习的思维定式。
这些学生升入初中后,他们的老师通常具备更高的英语语言能力,但缺乏恰当纠正学生过去几年里因不当教学示范造成的习惯性错误的能力和技巧。这种循环模式又伴随学生进入高中。高中聚集了掌握最好英语语言知识和最强交流能力的教师。他们常评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那些从初中升上来的学生几乎都没做好学习高中英语课文的准备(Joanna Yates et al.,2011)。对贵州这些偏远地区需要发展三语能力的学生来说,事实非常简单,即学生入学的时间越长,他们就有越多的机会接触能对英语语言学习产生持久效果的足够的英语教学法及自然语言模式。
1999年,侗汉双语实验项目开始实施。实验的宰荡村位于栽麻乡,约有1,500多人[6]。所有村民都说侗语,成年人的汉语口语水平不同,是因为他们先前接受的教育水平不同。村寨里完成12年教育的成年村民不到10人。作为一个村寨,宰荡村有足够的空间开办一所小学。但是1999年,由于学生退学及缺少具有资历的教师,宰荡村小学无法继续保留五年级和六年级。那些在宰荡村读完四年级后希望继续读书的学生不得不转到八匡村的小学就读。这些学生周一到周五在校寄宿,周末再返回宰荡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及小学免收学杂费显著降低了退学率。2005年9月,宰荡村恢复开设五年级。2007年,六年级也得以继续开设。(www.xing528.com)
宰荡村的儿童在家只说侗语,在上学前很少接触汉语。2005年,菲尼弗洛克(2010)在调查宰荡村项目中的英语研究部分时发现,在任何情况下去过汉语为主要语言的地区的五年级的学生人数不足10%。1999年,电网覆盖宰荡村,村民也慢慢接触到电视上的汉语节目。“英语研究部分”始于2005年10月,当时宰荡村拥有电视机的家庭不到50%,并且村里也无法接触到印刷媒体。
从2005年起,越来越多的宰荡村成年人开始去中国东南部的工厂工作,这直接影响了很多学生的就读模式:一些学生每次和父母去外地读一两个学期,还有一些学生往返于八匡村小学,因为学生可以寄宿在学校,而他们的父母则外出打工。父母常将子女留在家乡让家中老人照顾,而这些老人的受教育水平往往低于学生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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