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三语教育模式与挑战

中国南宋时期（1127—1279）的新儒学家朱熹（1130—1200）提出理学，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Theodore De Bary& Bloom，1999）。为全面理解世间的万事万物，我们必须孜孜不倦地探索，才能发现理（格物穷理）。西藏是否存在这么一种理，能指导有意义、高效教学的理想语言模式？如果没有这种理，当制定和/或调整语言模式相关的政策时，什么能成为我们遵循的原则？回顾西藏的历史，我们发现在语言模式背后并不存在这么一种理，或许这种理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我们作为藏族人和汉族人在西藏教育上，正朝着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要用朱熹的方法去获得理，让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在藏语学校开展实验，发现西藏各种竞争性教育目标的平衡点。这里有必要区别中国的实验班和西方作为方法论中一种建立因果关系的手段的试验学校。前文提到，1989年的实验班采用藏语为主的教学模式，尽管参加实验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但是周（2004）提到分配到实验班的老师比对照组老师的具备“更好的汉藏双语能力，更丰富的双语教育经验，更强的组织负责能力，在特定领域内更高的专业性”。此外，实验班在学生在校期间增设早自修和晚自习，寒暑假还安排额外辅导。因此，前文提及的惊人成果具误导性。换言之，这些成绩并不仅仅源于以藏语为主的教学模式。缺乏随机性就很难剔除外在影响因素（Karlan et al.，2011）。

虽然学校严格按步骤设计实验，但对教育还是持适度的因果观点为好。否则，可能会犯瓦尔什·麦克德莫特一样的错误。他的团队全心全意地为美国纳瓦霍保护区多个农场的美国印第安人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在1952—1962年间，他们致力于缩减土著人和其他民族间的健康差距（Jones，2002）。出于好意，他们成功治愈了纳瓦霍住院病人的结核病。在此过程中，他们将每一次治疗都当作一次实验，来检测战后医疗技术的功效，如一种新抗生素异烟肼。然而，他们没能建成“无墙医院”。除治疗住院病人的结核病外，也为保护区内的所有人民治疗其他疾病的最初目标没有达成。这种纯生物实验疗法最终失败了，因为“这种疗法对病人的行为提出很多要求，并把一些东西视为理所当然”（Jones，2002：787），如房间有窗户，房内有水。后来，麦克德莫特回忆起医疗服务与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不适配问题时，评论道：“研究人员能对医生的技术价值做出评估，却无法评估他们的同情价值。”这种同情就是他所指的建立在良好医患关系基础上的信任。同样，良好的师生关系（如塔释和汉族老师间的关系）及学校和社区关系，或麦克德莫特所说的“乐善好施”都是“无形的、难以度量的、在实验范畴外的”，但对教育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可能甚至比使用正确的语言模式还要重要。(www.xing528.com)

因此，有必要认识到目前存在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教育层面的问题。相反，西藏的教育现实也由社会构建。因此本章提及的教育模式只适用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与其建构方式相同。现今选择的教育模式会影响明日教育事业的发展及社会现实的呈现方式。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后果，要实现预期结果就必须透彻研究当地状况，并意识到之前成功运行的模式或在其他地区颇有成效的模式可能不一定适用西藏。用罗伯特·默顿（1936）的话来说，“同等条件”可能不能满足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