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父母、民族知识分子、地方政府官员担心缺乏国际语言可能会加剧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之间教育的不平等(Beckett and MacPherson,2005),中小学校尝试实施三语课程,以前被称为“三语实验班”(Zhao,2010)。然而,从数据中我们观察到,“实验”模式已被扩展到几乎所有的蒙古族学校。3种语言在样本小学的课程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令人鼓舞的是,年轻一代的蒙古族人正成长为三语者,并且不断培养与改进自身的蒙古语、汉语普通话、英语的三语能力。这种情况下,似乎需要合理规划更多的课程,以投入更多时间在语言学习课程中。至关重要的是,年轻一代将蒙古语作为自己的母语学习以保持民族身份,学习普通话以进入主流社会,并最终学习英语以满足全球化的需求和挑战。关键问题在于他们比汉族学生有更沉重的学习负担和任务。对学校课程进行随机抽样时发现,每周有5小时专门用于蒙古语教学,5小时用于普通话教学,4小时用于英语教学,即共有14个小时的语言教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一名学生被问到他学语言的小时数时,他皱了皱眉说:“我不记得准确时间了。但是日程安排得很满,太满了!”蒙古族学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英语和汉语拼音都使用相同字母,但有些字母却有不同的发音,这就造成了混乱。幸运的是现在尚不要求学新蒙古语。如何设计逻辑、理性、合理的三语学习时间表?学生该如何发展三种语言能力?如何科学地设计课程迎合现代社会需求?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教育工作者、知识分子、地方官员、教师甚至是家长要考虑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关键要解决的是如何基于科学实验和统计证据制订学习时间表,而非选择被认为有效的学习时间表。
欧美国家的双语教育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过渡模式,另一种是保持模式。前者旨在将孩子的语言从家里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转向为占统治地位的多数人语言,而后者则试图培养少数民族语言,从而保障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在国家中的权利(Baker,2006)。在中国,少数民族学生拥有不同教育阶段的独立少数民族语教学体系。内蒙古自治区就实行这样的语言教学体系。该地区的学校有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比较完整的蒙古语教学体系。大多数农村地区的蒙古族孩子,即使他们完全是蒙古语单语者,也能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与欧美的双语教学体系相比,很明显,蒙古语教学体系更倾向于保持模式而非过渡模式。但是也许目标应是发展过渡模式,在义务教育中帮助儿童从蒙古语转向普通话,并最终使他们在大学生涯中融入主流社会。
出于以下几点因素的考虑,需要保证儿童在大学前能获得汉语普通话能力。首先,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研究证明,儿童每天需要3至5小时的学习,才能发展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二语的能力。更为显著的发现是,要想将二语用于学业学习,则需要2到3年的学习。这是因为,用于获取数学、社会学或科学的语言认识相对来说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语言。这些学术语言通常相当抽象,而且可能少有具体的视觉线索来支持语言意义(Gibbons,1998)。
其次,目前内蒙古自治区越来越多的蒙古语教学体系中的学生进入汉语教学体系的大学。但他们需要接受一年的大学预科学习,以帮助他们跟上普通话课程。虽然不可否认,有出现一些缺乏灵活性和失调的现象,但是事实上,大多数学生都愿意继续留在主流社会。尽管总被置于和汉族学生同等的评价标准中,令他们处于相对低分甚至是失学的风险里,但是很明显,即使是面对这种情况,这样做仍然是有价值的。
最后,对于接受蒙古语教学体系的二语或者三语蒙古族学生,大学教育在过去几年中已发展到能满足各种转变的程度。
表2-2显示,蒙古语教学体系中的蒙古族学生数量从2006年的2,081名增加到2009年的3,409名。大学预科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从2006年的73名(0.35%)增至2009年的424名(14.24%)。由这些数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蒙古族学校学生进入汉语教学体系的大学的人数有增加趋势,证明双语教育发展是积极、成功的。
表2-2 主流汉语教学体系和蒙古语教学体系的蒙古族学生人数(www.xing528.com)
对进入汉语教育体系大学的学生来说,语言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常被证实是许多学生的主要学习障碍——几乎都是语言困难导致学生的大学学习失败。大学存在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在科学领域工作的能力,而非仅仅是为语言学习。然而,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常发现自己处于努力学习新单词或翻译推导中,而不是去理解、总结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并且常在做笔记时漏掉重要细节。掌握语言对他们学习其他学科至关重要。但是,他们的主要精力应是在进入并专注于自己的学术领域上,而不是单纯的语言学习和掌握上。语言学习的提高与否决定了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成功或失败,所以语言学习非常重要。
不可否认,应有更有效的方案解决蒙古族学生的语言培训问题,如一年的大学预科。在这一年里,需要更具语言敏感度、理解教师教授的语言和其他课程,这样能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必要的语言基础与理解“跨学科语言”(James et al.,1992)。随着更多富有知识和自我意识教师的加入,他们在课堂上使用的语言策略有利于促进学生有效的理解。另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案是,不只是语言类课程,其他科目也可以用蒙古语或汉语普通话教授。双语或三语习得就如同一种技能的获得,不只包括课堂上的语言讲解。
学生进入大学的年龄从17岁到19岁不等,这已大幅地超过了理想的自然语言习得的年龄(7—11岁)。由于学生在大学课程中提高自己语言能力的时间非常有限,在中小学教育中培养语言能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解决方案。
虽然蒙古语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官方语言,但是很明显,在省会城市很少有人使用蒙古语。如何保持大多数人使用的汉语普通话和蒙古族使用的蒙古语间的平衡,或如何通过语言教育培养真正的双语者是与少数民族发展和进步紧密相连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确保内蒙古自治区有完善、完整的民族语言教育体系。内蒙古自治区语言教育的关键点在政治上,这与现今欧洲流行的情况有重大区别。以加利西亚教学体系为例,加利西亚是西班牙王国的17个自治区之一(Lasagabaster et al.,2007),并且法律条文3/1983规定了少数民族和大多数语言使用者的权利。在完成他们的法定教育后,学生必须能用加利西亚语和西班牙语说与写(Lasagabaster and Huguet,2007)。中国的蒙古语教学受法律支持,但汉语普通话教学却没有。这可能就是根本不同之所在。应有法律支持双语语言教学。
随着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的加快,过去20年里,工业化和全球化对语言教育的要求从单语到双语,直至三语。为满足这种需要,蒙古语教育体系也有着相应的发展。传统的蒙古族学校已产生了四种不同模式。模式Ⅰ学校是蒙古语占主导,几乎所有学生和教职工都是蒙古族人。模式Ⅱ学校有蒙古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教学体系,以及更好的双语环境。模式Ⅲ学校使用汉语教学体系,但是不管学生来自哪个民族,都要学蒙古语课程。模式Ⅳ学校不同于前三个模式中的学校,因为他们只采用了汉语教学体系。
就蒙古语、汉语普通话、英语这三种语言的教学来说,蒙古语在模式Ⅰ和模式Ⅱ的蒙古族学校中被作为第一语言,在课程中占据重要位置,每天有超过1节的蒙古语训练课。一半以上的样本学校为汉语普通话和蒙古语教学设置相同的教学时间,反映出新一代蒙古族人希望通过教育成为双语者的需求,即同时具有蒙古语、汉语两种语言能力。学校课程上最大的改变是在英语语言教学上。小学阶段的英语教学从一开始的选择性教学转变为强制性教学。之后,大多数样本学校对英语课的引入时间进行了修改,即从几年前的初中低年级到现在的小学三年级。尽管一些较小规模的样本学校尚未提供英语教育,但另一些学校已经开始从小学一年级甚至是从学龄前开始引入英语课程。总之,越来越多的蒙古语教育体系下的学生在大学生涯开始前就已进入了汉语普通话的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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