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的下一个任务是通过我们的社会和学术联系建立研究人员网络。带着项目提案，我们联系了许多地区的研究人员，包括吉林省、云南省、四川省、青海省、甘肃省、广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得到大多数研究人员非常积极的回复。在后期阶段，研究网络扩展到更大范围，包括在贵州省工作的研究人员和一位在英国一所大学研究西藏的博士生。这些地区相对合理地代表了少数民族区域，因为它们或是有少数群体聚居或是有混合人口居住，并且这些地区往往是少数民族群体研究的关注焦点。选定的区域代表了由周（2000，2001）提出的主要基于民族语言活力确定的三种类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第一种类型包括自1949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享有相对稳定的双语教育形式的少数群体，如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内蒙古的蒙古族，西藏的藏族，吉林的朝鲜族。他们的语言保留了口头与传统的书面形式，并被广泛使用。第二种类型包括自1949年起，只偶尔开展双语教育，且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如傣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苗族、纳西族、佤族、彝族。他们具有功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系统，但有使用上的局限性。其余42个少数民族属于第三种类型，即具有局限的双语教育或没有双语教育的少数群体，且他们在1949年之前，几乎没有功能性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系统。
第一种和第二种类型的少数民族团体比第三种类型的拥有更强的民族语言活力，因此在本书的讨论中有更高程度的代表性。第三种类型的民族语言活力较弱，因为其中的许多少数民族正日益被融合。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族、回族、畲族、土家族，无论是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场合都已经采用或越来越多地使用汉语普通话（Tsung，2009）。所以，三语和三语教育的概念很难适用于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然而，最新的发展肯定了某些第三类型的少数民族团体在振兴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上做出的巨大努力（Finifrock，2010；Huang，2013）。(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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