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语教育：挑战与实践

进行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任何方面的调查研究，都需从整体上认识背景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更具体地说，即集中性和多样性、边缘性和弹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仅凭少数民族群体一直受同一政权领导超过60年这一点，少有研究者质疑少数民族群体间不存在很多共同点。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人民在立法和法律上一致，并且享受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五个自治区^[4]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人民有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法》的规定，遵守专门适用于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政策。尽管少数民族被宪法授予使用和维护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的权利，但是所有文件中都有一条共同条款，即在全国，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广汉语普通话。最终，依照国家社会的变化，过去几十年的语言发展呈现出在语言和文化的同化推广和双语推广之间如钟摆晃荡般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民族语言活力较强的地区尤其明显。但是在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为不同层面的政府都采取有力措施以促进第二语言，汉语普通话在学校和社会中的使用非常广泛。

少数民族群体目前有一亿多人，其历史、文化、语言非常多样化。即使在同一少数民族群体内，这些领域都存在很大的实质性差异。从语言学上来说，人口相对较多的少数民族，例如藏族，会讲几种互不相通的“方言”（Denwood，1999）。受地理、人口、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因素的影响，国家对不同的少数民族在政策上也有差异。我们以全国高校招生考试为例。考试语言为普通话和六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包括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朝鲜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Mackerras，1994）。有必要这样做的原因是这六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众多，且已形成长期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并都生活在靠近邻国的战略要区。除可见的差异外，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也造就了少数民族群体的多样性。在特定情境中，少数民族个体与群体会坚定地站出来协商其文化身份与语言权利，这时，少数民族群体与国家或地区政府之间存在更为频繁的交互（Schluessel，2007）。

一些文献中似乎有一个观点，即少数民族群体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沙漠地区或山区。据统计，近三分之一官方确定的贫困县地处西部，主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Yang，2005）。由于许多学校缺乏基本的资源，缺少现代化的设施和合格的教师，常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成绩上比他们的汉族同学差（Hu，2007；Jiang et al.，2007；Tsung，2009），并且通常他们的辍学率也较高。除经济水平和地理因素外，一些学者认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教育落后是因为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接受了不合适的语言教育。当汉语能力成为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未来生活的决定因素时，为争夺稀缺的学业机会，他们必须奋力与占国家大多数人口、以普通话为母语的汉族学生竞争。

尽管许多少数民族群体在语言上处于边缘位置，但研究证明一些少数民族群体仍在坚持不懈地保护着其语言和文化。例如，有些少数民族学生的父母，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城市和拥有社会地位的，可能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汉语学校中去；也有些少数民族学生的父母，特别是考虑到本族语言文化发展的，则不愿意这样做（Postiglione，1999；Zhou，2000，2004），这些父母会选择送他们的孩子到少数民族语言学校，如果当地有的话。这种情况在新疆的农村地区真实存在（Tsung，2009）。在云南，寺庙教育是另一种令少数民族儿童使用民族语言和发展文化的方式（Hu，2007）。汉森（1999）指出，尽管寺庙教育存在缺陷，但是它为不能通过国家高考的男孩们提供了学习机会。此外，一些研究人员观察到，少数民族群体似乎一直在寻求机会协商确立他们的语言身份和权利。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群体感受到了良好的语言氛围，许多学校再次以少数民族语言为教学语言，特别是在小学阶段（Tsung，2009）。一些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彝族、傣族、哈萨克族甚至保留了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令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要求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改革为汉语拼音文字的政策发生了改变。所有这些都表明，少数民族群体可能会受到不利的地理、人口、社会经济的影响，但是他们会变通，懂得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来要求他们的权利与协商他们的身份。(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都会被边缘化。统计结果显示，一些少数民族群体似乎比占大多数的汉族群体享有更多的特权。通过对比中国56个民族的教育水平，周（2001）发现一些少数民族群体，特别是朝鲜族和俄罗斯族拥有比全国平均水平更高比例的大学学位持有者。朝鲜族特别高的原因是邻近的韩国，以及在中国设立公司的韩国企业都非常需要会韩语的毕业生（Lin，1997）。有必要指出，朝鲜族语言权利的获得是他们发展多语言能力和经济，并自信地要求自我身份的结果。

如上所述，21世纪初迎来了三语兼通（三语的掌握）和三语教育时代。从双语到三语或多语的这种转变，我们认为是由于受到更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推广英语教育的官方文件的公布。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合资企业、国际经济活动，如每年在广西举行一次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其他“门户开放”活动（Huang，2011）的增加，都有助于激发人们获得英语语言能力的热情。学习英语的热情不仅出现在大城市如上海（Zou et al.，2011），也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Blachford et al.，2011），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发现自己在学业上很难超越汉族同学，感觉学习英语是展示自身学习能力的一种机会（Sunuodula et al.，2011）。

但不可避免的是，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从传统的双语到三语兼通与三语教育的转变，使本就复杂的情况变得更复杂。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应对新需求？对英语的新需求如何影响现今多种语言的使用和教育中的语言？少数民族学校和课堂正在发生什么？有没有真正提高学生三语能力的模式？如果有，这些模式的有效性如何？如前所述，过去十年里，一些研究与许多讨论都曾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能系统、全面地对当前情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调查、评估的研究。因此五年前，本章作者启动了一项全国性的三语与三语教育项目，并在中国的主要地区进行了研究，以发现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三语与三语教育的特征。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即这些特定区域的语言特征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