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一种特殊的造型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书法家是秦代的李斯。他在随同秦始皇视察各地和登临名山大川的时候,拟出并手书了主要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一系列文词。据其手书勒石的就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王牙台刻石和会稽刻石等。魏晋时代是书法艺术上达到自觉与高度成熟的时代,其代表人物是王羲之。寺观的兴修和书法艺术的完备,促使了寺观书法的日臻成熟,许多有名的书法家如钟繇、皇象、卫瓘、索靖、王献之、王羲之等都为寺观写过碑或铭。至南北朝,形成北碑南帖的局面,寺观书法以碑志塔铭、造像题记、幢柱刻经等为主流。隋唐以下,寺观书法形成风习,数量之大和品味之高,都臻于炉火纯青的极境,出现了丁道护书的《启法寺碑》、欧阳询书的《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褚遂良书的《雁塔圣教序》、魏栖梧书的《善才寺碑》、李阳冰书的《清凉寺碑》等书法精品。
寺观书法以载体而论,可分为以下三类,即匾书与楹书、碑铭与摩刻、卷轴与条幅。
匾书与楹书的区别是一个写于匾额上,一个则书于楹柱之间,其共同特点是字体硕大、庄重严肃。匾书的题写在唐、宋时形成气候,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作品。明清后也一直持续不断。如宋高宗曾为杭州圆觉天台教寺书“天申万寿圆觉寺”匾;宋孝宗为杭州净慈寺题“慧日阁”匾;康熙帝为杭州灵隐寺题“云林禅寺”匾额等等。楹书则与寺观楹联浑然一体,名家众多,精品叠出。这些楹书与匾书都既是寺观书法的绝妙精品,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典范作品。
碑铭是指镌于碑石之上的各种碑、铭、志、记等等书法作品。形成较早,汉晋之际已随处可见。此后一直在寺观书法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数量极大,艺术价值极高,其中以唐代最为突出。佚名氏书的《龙藏寺碑》遒丽宽博,开唐楷之先声,王澍《虚舟题跋》赞其“书法遒劲,无六朝俭陋习气、……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也。”隋代丁道护书的《启法寺碑》书法谨严,掩有后魏遗绪,开唐碑先河。唐代欧阳询书的《化度寺碑》清劲峭拔,“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目,力士挥拳”[7],被誉为唐人楷法第一。唐代薛稷书的《信行禅师碑》挺劲犀利、娟秀华润。苏轼书的《齐州舍利塔铭》位居“宋代四大家”之首。元代赵孟书的《灵瑞塔碑》冠绝古今。摩刻是指镌于岩石之上的造像题记、石刻经典等等书法作品。始于东汉,迄于元明,是摩崖造像时的铭文题记。山西太原龙山石窟造像的两侧及前壁上有元代题记;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很多也有纪年题记。寺观石刻经典最早始于北齐。北齐时,特进骠骑大将军唐邕在今河北武安县北响堂山镌刻佛经,历时四年,先后在窟壁镌刻了《维摩经》、《胜鬘经》、《孛经》、《弥勒成佛经》各一部,是为中国石刻佛经之始。继之而起的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将中国石刻经典推向极盛,自隋至元明一千余年间共镌经石1.5万余石。其次,四川灌县灵岩山石经、四川安岳卧佛沟石经都是具有较大规模的石刻经典。(www.xing528.com)
除此而外,寺观以经幢、摩崖、石柱、石窟等形式进行的经颂镌刻也具有其书法价值。
卷轴指长卷的书法作品,条幅则指单条的书法作品。寺观书法的卷轴主要指写经和抄经,佛教认为这是积攒功德。自六朝以来写经和抄经在中国僧侣和居士中一直很盛行,晋代法显《佛国记》云“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陈书·徐孝克传》也说“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得随尽。”隋唐时达到鼎盛,出现了钟绍京书的《转轮王经》、柳公权书的《清净经》、《心经》、张旭书的《心经》、陈钦元书的《金刚经》等精品,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王僧虔〈论书〉》言“谢静、谢敷并善写经,亦入能境。”五代时已趋衰微,作品渐少,李煜书的《心经》、梦英书的《金刚经》较有价值。宋元以下,写经抄写活动虽未停止,但除了一些大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宋高宗、赵孟、鲜于枢、杜大受、邓石如等人的写经作品具有艺术价值外,一般都是信徒修行的一种形式,艺术上无甚价值。条幡的主要内容是诗词,宋元以后开始盛行,数量极大,难于详列,但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极高的收藏价值,却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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