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经验知识确证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验世界的真实性。但是，在把公共礼法作操作化、工具化处置后，“外王”的追求失去了光泽。
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用“实学”指称明清之际的致“用”之学，以为取这一概念“或许能够更好地表达当时社会‘由虚返实’的历史转向”。[1]此说大体是可以认可的，因为“实学”的概念虽是程、朱、陆、王在批评老、释二氏以“虚”、“无”为体的观念而提出来并予以强调的，但依明清之际一批思想家的看法，程、朱、陆、王空言内在心性而不及外在事功，其实也堕于“虚”、“无”而可归之于老、释。故把程、朱、陆、王诸学排遣于“实学”之外，而以“实学”专指明清之际的致“用”思潮，亦无大碍。
但我这里仍然用致“用”之学来称呼这一思潮，原因在于：“用”是与“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与“体”的不同的连接关系，标识着不同的本体论取向。故以致“用”之学指谓这一思潮，似乎更能显示这一思潮的本体论特质。
“体”与“用”的关系，在“心学”（含主“志”学与主“情”学）范畴内，主要是指人、主体理性生活（道德意志）与感性生活的关系。陆、王主“志”之学是认肯“心即理”的，故其倡“即体即用”，实际上是“消用归体”。泰州及其后学之主“情”学则认肯“心”即“情”，故其称“体用不二”，实际上是“指用为体”。“指用为体”的本体论取向，赋予了日常感性生活以本体意义。此已于上章论及。
“体”与“用”的关系，在“理学”（程、朱主“知”学）范畴内，主要是指外在客观事物中本质（理）与现象的关系，程、朱主“知”学是讲“性即理”的，故其主“体用一源”则是“摄用归体”，亦即消解现象作为个别、特殊、偶然之存在物的意义而赋予“理”本质以绝对性。不难看到，就只认可“体”而力求消“用”归“体”这点而言，程、朱与陆、王是一致的。陆、王之后有泰州及其后学离开陆、王，依“指用为体”的本体论取向而重新发现了感性生活，很自然地，程、朱之后便会有人取于程、朱却走出程、朱并借“由用开体”的本体论架构而重新回到感性事相。(www.xing528.com)
“由用开体”是本书为了区别于“指用为体”的本体论思潮而特设的一个用语。“指用为体”思潮即上章所说的晚明士风，其特点是对人们的日常感性生活及其所显现的任何个别、特殊、偶然性全部予以认可而排拒任何理性的分梳与间架；此“用”既然并未成为（或已超越）经验知识的对象且具“体”的意义，则属先验范畴。“由用开体”思潮与之有别，这一思潮虽然不承认有一先设的、置定的“理”作为本体而强调要回落于“用”，回到个别、特殊、偶然的事物与现象中来，但是，它并不允诺任何个别、特殊、偶然现象的绝对确当性而仍然主张要在这些现象之间寻出使之得以协调的公共规则即“理”。然而，这种“理”既然不是先设的、置定的，便无绝对而神圣的意义；这种“理”是于变化不定的“用”中提取、给出的，是为了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成立的，因此，它虽然已被认作“体”而实际上还是“用”，就其仅认可某一些（类）个别、特殊、偶然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并只把这一些现象与关系供奉为“理”而赋予其本体意义而言，它显然有别于晚明士风，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从批评晚明士风而发展起来的；而就其不承认“理”的先设性、置定性而从“用”中取“理”、视“理”为“用”而言，它同时又有别于程、朱。由“用”中取“理”并视“理”为“用”时，此“理”作为“用”，是被工具化了的，可归属于工具理性范畴。
下面我们会看到，致“用”思潮最有特色、最有价值之处，恰恰就在于它逐渐地剥去了“公共”的“理”的绝对性与神圣性外衣，而在“理”被相对化与工具化的过程中，明清之际的哲学实际上又从另一路径走向了“近代”。
但本书的作者对这一思潮尚未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而且其中的许多人物已超出本书作为“宋明新儒学略论”所能涉及的范围，故只能就个别人物所提出的若干命题与思想作出解析，此或亦可算作对主“情”之学闯下的“祸乱”作出的理论回应。[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