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德论：宋明新儒学的确立

或者，把“理”收摄归“心”，通过“致良知”去求得普遍有效性。但是，把个人的信仰强加于整个社会，又太具侵犯性了。这个世界岂可以只容纳一种价值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陆，指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字子静；王，指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字伯安，号阳明。

杨简《象山先生行状》记：

先生（指陆九渊）独谓简曰：丱角时，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亦尝谓人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1]

陆氏此所谓“若伤我者”，即指程颐主“知”之学对人—主体的冷漠；“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实因为孔孟之原儒学与小程之“理”本论不同，前者仅从人—主体之情感立论。杨简所记的这一话语表明，陆氏幼年求学，一开始即以回护人的主体性为己事。

与陆九渊相比，王守仁开悟稍迟。《年谱》记王氏21岁行状称：

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2]

《年谱》又记其27岁行状称：(www.xing528.com)

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3]

王守仁至27岁仍处迷惘中。王氏之迷惘在于：心依应然性作出的判定，与关于外在客观必然性的认知，怎么会是同一的呢？怎么可以从不关涉善恶问题，只对应于客观存在的知识论，延伸出纯善无恶的境界论？而这一问题如上章所说，正是程、朱主“知”之学无法解决的难题：程、朱为了使儒家的道德理念获得绝对普遍的意义，把原属人—主体的这种道德追求予以客观化、存在化，使之成为“天理”；但其一旦具“天理”意义，则不仅先在地、划一地给定着人性，同时亦先在地、划一地规定了物性，物性由之人性化；物性与人性既是同一的，则“格物”与“成德”亦具同一性，故有王守仁“格竹”之举；然而，人之德、特别是信仰性道德，纯出于人—主体的选择与认同，并且，正是在可以自由地选择与认同道德追求这一点上，最能体现人与自然万物不同的人的主体性与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程、朱混同了人性与物性，不仅抹杀了人的主体性，而且，在实际修行即功夫论上，如何从物性入手而体认人性始终成为问题。王阳明所谓“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即此。王氏由是也触及如何回到“吾心”、回到人的主体性问题。王氏是在37岁经“龙场悟道”而使主体得以真正挺立的。

陆、王与程、朱各以把“尊德性”还是“道问学”置于首位揭示自己与对方的区别。朱熹曾说：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子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4]

朱熹自觉自己在“问学上多了”而与陆九渊“专是尊德性事”有别，却还有“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的纠偏意愿。[5]而陆九渊却称：

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6]

此则直接以“尊德性”排斥朱熹之“道问学”。所谓“尊德性”，即把道德意志置于至上的地位。故陆、王学为主“志”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