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与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创作呈现多样化，全国各族人民中的优秀音乐工作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长期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扎根在山寨水乡基层，学习、收集、整理了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创作、整理、改编出了一大批新颖活泼、风格多样、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具有浓郁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秀歌曲，如《我的祖国》《赞歌》《小河淌水》《马儿呀，你慢些走》《洞庭鱼米乡》《乌苏里船歌》等；以及一批优秀的民族歌剧，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刘三姐》《江姐》《阿依古丽》等，民族歌剧虽然数量并不太多，但都是民族声乐艺术作品的精华。我国许多著名的歌唱家就是由于演唱了这些歌曲和歌剧才让人们认识并喜爱的，如大家熟悉的郭兰英、胡松华、马玉涛、才旦卓玛、郭颂、吴雁泽等。可以说，没有作曲家们创作、整理、改编的这些风格各异的民族声乐作品，就不可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演唱风格迥然不同的民族声乐歌唱家。这些民族声乐艺术作品之所以深受群众欢迎，是因为这些歌曲、唱段的取材都来自民间，来自我国众多的民歌、戏曲、曲艺音乐，是广大音乐创作工作者多年在民间收集、采风，经过精心细致整理、反复雕琢、推敲创作而成的。

今天，原生态民间艺术开始逐鹿中原，从山野走向城市的大都会舞台。这是否与学院派的“颓势”和歌曲创作的“衰微”有因果关系？发展民族声乐，首要的问题是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在第二次全国民族声乐论坛研讨会上，石惟正认为：“民族声乐建设本质上来说，首先作曲是大问题。”只有积累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演唱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余地。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乌苏里船歌》《新货郎》那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歌曲，就不会有郭颂鲜明的个人特色。如今声乐作品数量大大增加，质量上却不尽如人意，作曲家的创作思路经常受到各种唱法的干扰和制约，他们的头脑被禁锢在某种框架里，歌曲创作在整体上趋向于单一化。缺乏个性和特点的作品必将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

中国新时期的许多作品都被西方音乐学家评价为“听起来基本上像西洋作品”。当然，研究民族传统声乐要加强对外来文化的学习，使作品既有传承性又有个性，既有适应性又有创新性。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审美具有时段性特征，如果没有新颖的音乐元素刺激，再好的音乐都会使人产生审美疲劳。但在声乐创作方法与技巧上，不要单纯地学习西方或单纯地固守传统，要在学习和借鉴外来技术，继承与发扬传统方法上多下功夫，探求用各种方法来表现多种风格、多种生活内容。“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民族声乐发展所需要的。声乐创作针对的是广大群众，针对的是不同层次的艺术欣赏群体，风格多样化、情感类型丰富化、雅俗层次鲜明化显得尤为重要。祖先传下来的东西，首先要继承，并把它消化，然后再去创新。这样，即使是新时期的创作歌曲，唱出来同样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www.xing528.com)

世界文化的流传本是无国界的，但有首创之国籍、族籍的名誉权，每一个民族都以自己智慧的首创—“源”的独特性去丰富世界文化共同的宝库，是对人类文化的最大贡献。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被遗弃、被同化，民族将不复存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不能因为中西文化存在差异我们就要对某一种文化进行取舍；或者说创造出一种所谓的“结合型”新文化。所以，创作上要继承性和创新性并存，站在世界多元文化协调并存的宏观层面上去分析、研究，理顺思路，看准方向，方能处理好传承与借鉴、提高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这些年来，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已经发生可喜的变化，植根于各地方各民族音乐文化基础上的新作不断涌现，优秀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多元化的进程仍然不够明显，创作上仍普遍存在跟风和单一化的现象。如果作曲家们都能够从各种角度、各种视野去体验生活，关心百姓，升华情感，独辟蹊径，其创作就会变得丰富多彩。其实，各种民族风格对形成多样化的声乐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丰富了声乐创作的表现手法。著名电影作曲家雷振邦在谈及自己创作电影音乐时说：“在创作故事片《冰山上的来客》的音乐时，我选用了一首塔吉克族的歌曲，这首舞曲富有塔吉克族的民族特色，而且适合表现深厚、纯朴的感情。”影片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插曲，就是把圆舞曲的速度适当放慢，并根据歌词句法的需要，进行适当加工而成的。因此，在创作方法上，目前最应该重视和加强的就是要从研究和表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审美习惯等方面着手，深入研究表现对象的生活、性格与情感，使研究民族传统声乐和贴近百姓生活成为民族声乐创作的原动力。情感共鸣是欣赏音乐的重要因素，若不贴近生活，听众就无法产生情感共鸣，也就不太容易接受新的东西。同时，加以更科学的创作技术技巧，作品类型和作品风格自然就丰富多样了，多元声乐艺术氛围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