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俗音乐发展与演变

中国通俗音乐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20世纪初，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西方音乐文化随着留学西方的音乐艺术家引入中国，并伴随着中国新兴都市文化渐渐形成。这一阶段不仅是现代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萌芽阶段，也是西方通俗音乐开始影响中国的时期。

（一）中国流行音乐近现代发展阶段

黎锦晖（1891—1967）被公认为是中国通俗音乐的奠基人。黎锦晖出生于湖南，受家乡民间音乐和戏剧影响较大。黎锦晖投身到新音乐运动中来，最早开始实践学堂音乐，随后转入通俗音乐创作。他之所以能够开创通俗音乐，主要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商业气息的大都市，西方通俗音乐特别是美国通俗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传入中国，市民阶层对通俗音乐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他们不满足于西方通俗音乐，也在召唤属于自己的音乐，《妹妹我爱你》《毛毛雨》等作品便应运而生。黎锦晖不仅热心于通俗音乐的创作，还组织“明月歌舞团”作为传播载体，广泛传播自己的音乐作品。同时，他还投身到中国早期电影创作中来，谱写了大批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黎锦晖的流行音乐结合了民间旋律和西洋舞曲节奏，配乐也仿效美国爵士乐的风格，迎合了市民的趣味要求，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随着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流行音乐也出现了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以黎锦晖、黎锦光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夜来香》《五月的风》等流行音乐，这些作品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气息，由于以畸形的、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为土壤，这些流行歌曲更多的是为小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服务，题材相对狭窄，格调不高。另一条道路是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抗日救亡音乐，走的是群众性路线，进步音乐工作者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南泥湾》《歌唱二小放牛郎》等群众音乐，这些作品或者融合了西方音乐特点，或者融合民歌曲调，成为抗日救亡音乐的佼佼者。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行音乐的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群众性音乐开始成为主流，歌曲创作以进行曲和新民歌创作为主，成为我国群众性歌曲创作的一个繁荣时期。在这一阶段，涌现出了《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东方红》等一批影响遍及全国的音乐作品。随后，中国通俗音乐日趋沉寂，这一时期的音乐以政治歌曲为主，失去了通俗音乐应有的活泼特色。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同样给音乐文化领域带来了全新的思路，由为政治服务、形式一致的革命歌曲风格向抒情歌曲、流行歌曲转化，出现了一批抒情化的原创音乐，如《在希望的田野上》《太阳岛上》《十五的月亮》等代表时代主流的音乐。与此同时，港台、欧美的流行音乐也开始传入内地，如邓丽君、谭咏麟、披头士等，通俗音乐市场非常繁荣，开始走向发展的快车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是流行音乐发展的又一个高潮阶段。随着录音机、磁带、唱片等媒介的普及化，个体欣赏流行音乐成为主流的方式，内地流行音乐市场逐渐发展成为以音像产业为核心的格局。同时，随着电视媒体的普及，加大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进一步提升了流行音乐的文化地位。在这个阶段，流行音乐的创作和演唱人才济济，出现了多个风格的流派，如校园民谣风，代表作品有《同桌的你》《青春无悔》等；“西北风”，代表作品包括《黄土高坡》《信天游》等；抒情音乐风，代表作品有《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等；摇滚音乐风，代表作品有《一无所有》《朋友》等。进入21世纪，音乐传播的途径更为广泛，国内流行音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流行音乐类型更多，创作也更趋多元化，流行音乐具备了更多的传播载体，网络成为推动音乐传播的最强有力手段。

由于通俗音乐更为贴近生活、接近听众，其传播速度和影响日趋扩大，也给世界音乐舞台带来了诸多改变。最为显著的是两个趋势，一是古典音乐的通俗化，另一个是通俗音乐的古典化，或者称为高雅音乐的流行化和流行音乐的高雅化。这两种趋势代表了古典音乐和通俗音乐之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给听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享受，而这种不同风格音乐之间的借鉴和融合也促进了中国民族声乐的通俗化发展。

1.古典音乐通俗化(www.xing528.com)

古典音乐由于其风格严肃，整体结构严谨、庞大，仅在统治阶级和少数高端人士之间流传。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典音乐的传播受到通俗音乐的极大冲击，如何在时代发展中保持古典音乐的特色，同时融入时代音符，使更多的人接受，成为古典音乐发展的关键，通俗古典音乐应运而生。通俗古典音乐超乎于传统的古典音乐，又不同于通俗音乐，它不受形式和体裁的影响，演奏也不局限与哪一种乐器组合，它采取了通俗音乐的语言来演绎古典音乐的名曲，既保留了古典精神，又融合了现代气息，模糊了古典音乐和通俗音乐的界限。

通俗古典音乐介于古典和通俗之间，可谓二者的折中。它兼具了古典气息和现代风味，华丽而不俗媚，浪漫而不轻浮，抒情而不缠绵，既保留了古典音乐的格调高雅，又通俗易懂、雅俗共享。通俗古典音乐的演奏不再按照古典音乐的正规管弦乐队建制，减少了乐器的数量，根据乐队的风格和特色相应地决定乐器的种类和数量；在作曲方面，通俗古典音乐主要改编原有的古典曲目，保留了原曲所表现的思想和情绪，同时配以时尚元素，如舞台舞美、灯光、服饰等；通俗古典音乐的结构相对于古典音乐的庞大和深刻，更为简单、简短，旋律优美动听，注重美感。

随着古典音乐通俗化的不断成熟，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们成为新一代听众追捧的偶像，如钢琴演奏家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知名的演奏家、作曲家雅尼，美籍华裔小提琴演奏家陈美，意大利歌手波切里等。而游走于古典和通俗之间的莎拉·布莱曼更是典型代表，她的演唱风格独特，被公认为是把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结合最为完美的女歌手。在我国，古典音乐通俗化也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古典音乐要求听众对音乐的印象结构具备较高的把握能力，而且要求在欣赏时保持高度的专注力，这无疑成为人们接受古典音乐最大的障碍。通俗古典音乐既保持了古典音乐艺术所具有的严肃性和高雅性，又具备现代社会的时代性和明快性，更容易为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人群所接受，中国通俗古典音乐的代表有黑鸭子组合、女子十二乐坊等。

2.通俗音乐古典化

通俗音乐由于其本身特点，发展并不稳定，更多的是满足市民阶级的精神需求，因此在思想、精神层面上并不高，不利于其保持长久的传承性。可以从通俗音乐的传承历史上看到，一种风格的通俗音乐流行时间并不长久，或者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或者为另一种风格的音乐所取代。如何保持通俗音乐传承的持久性，在轻松、娱乐的风格下增加更多的内涵，是通俗音乐保持长盛不衰的关键。相比于通俗音乐，古典音乐则更为经典，更能够保证其在历史变迁下的传承。因此，通俗音乐开始更多地借鉴古典音乐的特点，通俗音乐古典化由此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通俗音乐古典化趋势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和艺术表现需求。通俗音乐更多地充斥着反秩序、崇尚自由的精神，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内涵已经渐渐为主流社会所质疑，随着整个时代回归秩序和法治，通俗音乐也需要起到陶冶情操、提高人们欣赏性的作用。同时，通俗音乐对审美功能的核心追求是给人以单纯的听觉享受，在创作上并不会刻意追求音响的组织和与外界的对应，因此不能带给人们更多内容的思考，深度和内涵不足，影响社会的功能并不明显。音乐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还要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因此时代要求通俗音乐走向高雅。另外，人们欣赏水平的日益提高，审美情趣、音乐欣赏水平和鉴赏能力也不断提升，需要通俗音乐拥有更多的内涵和更高的层次。通俗音乐高雅化在中国乐坛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题材选择和歌词写作借鉴民族文化，如陶喆的《susan说》就是以我国传统京剧选段《苏三起解》为基础，对其进行提炼加工而成；《又见花木兰》则选择流传广泛的木兰代父从军为基点，赞美现代女性的洒脱和果敢；歌词的创作更多地借鉴为民众所认可的、流传程度很高的传统文化意象的词语，如《青花瓷》《孙子兵法》《十面埋伏》等，这些歌曲歌词文、白夹杂，情感表达更为含蓄，更容易为欣赏者所接受。二是旋律写作和调式选用民族化。在调式选择上，更多地采用五声调式，如《东风破》《花田错》《离歌》等，更强化了中国民族特色；在旋律写作上，更为向传统音乐艺术靠拢，旋律写作简单，整体旋律下行或平行走向。三是配乐的民族化。在配乐中，选用大量中国民族乐器编配，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民乐编配始终以主旋律为中心，发挥民族乐器音色的表现力，为主旋律服务；注重西洋乐器与民族乐器的横向连接和纵向的交织，使双方能够完美地结合。四是演唱上的民族化。通俗唱法更多地借鉴戏曲艺术、说唱艺术的演唱方式，在歌曲演绎上更具民族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