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歌剧发展研究：多元化形成

民族歌剧包括传统歌剧（戏曲）和新歌剧。新歌剧从表现现实出发，融汇了民族传统戏曲和西洋歌剧艺术的精华。因此，它既不同于民族戏曲，也不同于西洋歌剧，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是我国歌剧接受西方影响的产物。我国的民族歌剧唱段的演唱方法和风格，基本趋向于民族民间歌曲与民族创作歌曲的演唱方法和风格，可以广泛地借鉴曲艺说唱和戏曲演唱的吐字行腔和情感表现。

我国古代自宋元以来形成的各种戏曲多达三四百种，并且都是由戏剧、诗歌、舞蹈、音乐结合形成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形式，与西方歌剧艺术的性质十分相近。然而，这些传承于中华民族大文化背景下的戏曲艺术，不论是在演唱风格、艺术表现形式、唱腔性质、音乐特点、唱法技术、表演程式，还是在服饰道具、舞台置景、乐队伴奏、艺术语汇、表演体系、演出环境等各个具体方面，均充分显现出非常鲜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格艺术特点的审美差异。所以，尽管中国传统民族戏曲艺术与西洋歌剧艺术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特征联系，但我们还是宁愿将二者作为不同的声乐艺术体裁形式加以区别对待。

中国歌剧艺术以声乐演唱形式而不是以戏曲演唱形式出现在我国的艺术舞台，最早还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1928年。黎锦辉的《小小画家》作为中国第一部儿童歌舞剧，堪称中国歌剧的萌芽。在五四运动思想影响下的《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以及田汉、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等，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受西方歌剧影响对这一新体裁艺术形式尝试和探索的开始。田汉、聂耳创作的《扬子江暴风雨》，表现了上海码头工人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事迹。这一暴风雨般的怒吼，标志着我国歌剧在现实发展中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时代风格，具有了丰富、深刻的现实内涵，唱出了群众的心声和时代的激情，为我国歌剧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不过，这种探索并没有得到很快的发展。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救亡运动的开展，才相继出现了一批借鉴西洋歌剧创作手法的新兴歌剧作品。其题材主要表现当时人民的生活，反映民族解放斗争，如《八路军和孩子》《军民进行曲》《钢铁与泥土》等。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史上的一次盛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对日后文艺工作意义深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后大批延安文艺工作者踊跃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坚定地走文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深入工农群众，深入革命斗争生活；改造思想、反映斗争现实；大胆地借鉴西洋歌剧的写作手法和形式，利用民族民间音乐，创作了一批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鲜明时代气息的新型歌剧—秧歌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有表现现代题材的《夫妻识字》和《兄妹开荒》，逐渐创造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特点的新歌剧。

在歌剧的发展历史上，延安解放区诞生的《白毛女》是我国探索新歌剧创作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为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与改革树立了榜样。

1945年，由马可等人集体创作的《白毛女》，是在1943年延安开展的新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新歌剧《白毛女》是在忠实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吸收民间艺术形式中的优点，同时借鉴国外经验创作出来的。在音乐材料的设计上，它借鉴了我国丰富的民间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演唱方式上，它广泛采用民间歌曲、戏曲唱法、说唱艺术，以符合现代人审美习惯的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式表现剧情及人物的性格特征，是新歌剧创作的典范。该剧音乐取材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民歌和地方戏曲曲调，经过加工、改编和创作后塑造出了鲜活的音乐艺术形象，成为我国新歌剧的成型标志。该剧在根据地的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此后，于1948年又出现了阮章竞编剧，梁寒光、高介云、葛光锐等人创作的歌剧《赤叶河》。该剧对当时的土改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阶段，由我国本土音乐家先后创作了一批反映当时生活，体现反封建、反压迫革命斗争题材的歌剧。这些作品的旋律大多以浓郁的民族民间音乐为素材，题材以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表现火热的革命斗争和进行阶级教育为主，配合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情感生活，又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其中的一些剧目在巡回演出中获得了强烈的反响。最为著名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1950年梁寒光创作的《王贵与李香香》；1952年马可等创作的《小二黑结婚》；1954年首演于北京，由陈紫、茅沅、葛光锐作曲，于村等编剧的《刘胡兰》；1955年罗宗贤创作的《草原之歌》等。参与中国早期歌剧创作的主要作者，除前面提到的作曲家外，还有根维、李焕之、贺敬之、张鲁、向隅、刘炽、乔谷、贺飞、张佩衡等。他们都为探索和实践中国歌剧艺术、奠定中国歌剧艺术风格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民族歌剧唱段中女高音曲目较多，音乐旋律也很动听。相对而言，男高音曲目偏少，而女中音曲目、男中音曲目就更少了，这个不能不说是民族歌剧的缺憾，同时也说明加强这方面的创作是民族歌剧作曲家的艰巨任务。

20世纪60年代前后，我国民族歌剧的创作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提高与发展。(www.xing528.com)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1957年张锐作曲，石汉编剧的《红霞》；1959年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朱本和、张敬安、欧阳谦叔等集体创作的《洪湖赤卫队》；1960年柳州市《刘三姐》剧本创作组创编，广西壮族自治区《刘三姐》汇演大会改编的《刘三姐》；20世纪60年代初胡世平、王锡仁作曲，赵忠、钟立兵等编剧的《红珊瑚》；1964年姜春阳、羊鸣、金砂作曲，根据小说《红岩》改编，阎肃编剧的《江姐》；1966年石夫、乌斯满江作曲，海啸编剧的《阿依古丽》等。这些歌剧大多仍以革命战争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民群众受压迫、受迫害、受奴役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斗争为主要题材内容，其中也不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题材的剧目。

大量歌剧作品的涌现，使我国民族歌剧艺术的发展与创作进入了一个全盛的高峰时期，其中的一批精品咏叹调甚至一度成为流行、普及率极高的时尚声乐作品。一些唱段至今仍为民族声乐和高校音乐教学的经典保留曲目。一大批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新剧目，共同谱写了中国新歌剧的辉煌篇章。

1966—1976年，歌剧艺术的发展停顿了十余年时间。我国歌剧创作遭遇了罕见的历史寒冬。举国上下除了以传统戏剧和芭蕾舞剧集体改编创作的8部革命现代样板戏外，再没有任何剧目出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全面肃清了极“左”和极右思想对我国文艺工作的严重干扰，为我国的歌剧艺术创作带来了蓬勃生机。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我国的歌剧艺术也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且在创作风格、美学观念、表现手法等方面经历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历史变革。歌剧舞台又呈现出新的繁荣景象，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歌剧创作的另一个辉煌时期。

这期间面世的主要歌剧代表作有《伤逝》《沂蒙儿女》《原野》《火把节》《深宫欲海》《牛郎织女》等。此外，还出现了一些采用轻歌剧、喜歌剧形式创作的歌剧作品，如《芳草心》《现代的年轻人》等，并迅速演变成为民族歌剧的经典之作。

循着中国歌剧艺术不足百年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看到，尽管中国现代歌剧艺术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坚持民族音乐风格特色和民族声乐演唱风格特点始终是中国歌剧发展的主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出现了相对接近西洋歌剧表演风格体系和艺术形式的歌剧作品。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的歌剧创作不仅在表现形式、作曲技术、演唱方法、音乐手段等各个方面与西方歌剧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差异，而且早期中国歌剧普遍采用的那种话剧自加声乐唱段的表现形式，民族舞台艺术形体语言表达形式、民族声乐唱法表演艺术风格等，也都尽展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特色的歌剧艺术特点，强有力地展示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艺术风格的特殊艺术魅力。

从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直到21世纪的今天，随着经济大门向世界敞开，中西声乐艺术交流日益普遍和频繁，中国歌剧艺术才真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西洋歌剧也经由不同的渠道以不同方式迅速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无论是邀请欧美知名歌剧艺术团体来华演出成品歌剧，还是国内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组团排演欧洲大型经典歌剧，加上各种音像歌剧制品和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对西洋歌剧的介绍等，都使国人有了进一步密切接触和了解西方歌剧艺术的宽广渠道。

西方歌剧艺术的精品佳作成了我国各类声乐比赛和音乐会的热门节目，许多世界著名歌剧和歌剧艺术表演大师早已成为广大爱好者热捧的对象。几乎在一夜之间，国人对西方歌剧的理解、认知和感悟水平获得了惊人的提高，甚至连长期为西方人垄断的世界歌剧舞台和声乐大赛，也频频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他们通过直接学习西洋歌剧演唱风格和参与西方歌剧演出，获得了世界的认可。西洋歌剧艺术与中国歌剧艺术风格密切接触，为我国歌剧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因此，这段时期内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纯粹用西洋写作技巧创作和用歌剧唱法艺术风格演唱的歌剧新品。而中国传统声乐艺术风格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成长态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歌剧艺术的春天正在悄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