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审美取向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观念、思维和生活节奏都在发生变化，因此社会对民族声乐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审美取向，是指在具体的行为中参与审美活动的主体所坚持的审美意趣及审美理念的趋向。民族声乐不论是在声乐作品的创作上，还是在演唱上都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才能不断满足听众的审美需求。

从审美客体的角度来看，在中西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原汁原味的传统民族声乐已不能为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所完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声乐只能以其特有的机制和鲜明的个性化色彩来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这些个性化色彩主要表现在民族声乐发展的民族性、科学性、艺术性和时代性上，其中，科学性与艺术性体现了审美的客观标准，民族性与时代性体现了审美个性。

从审美主体的角度来看，审美取向也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审美感受的趣味、差异、爱好的多样性，普遍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当然，现代人对民族声乐的审美感受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审美趣味的多向性、真实性、刺激性、参与性、自娱性、实用性、易变性等。有的人喜欢美声唱法，有的人喜欢原汁原味的民族民间歌曲，有的人喜欢民族唱法，有的人喜欢怀旧，有的人特别主观，有的人善于联想，更有大批现代青年倾心于流行歌曲。但是，个体生活在社会之中，一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这些经验又必然受社会客观规律的制约。因此，审美感受的个性差异与审美感受的客观标准是统一的，审美意识的具体心理活动与审美普遍的社会本质也是统一的。

（一）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们文化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意识、道德情操的变化，民族声乐的审美取向也逐渐由单一化转变为全方位的多元化，让人们在接触、欣赏现代音乐文化、西方音乐文化的同时，不要忘了本民族的声乐艺术，不要忘了祖先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遗产。

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家创立了由王昆等一批演唱家的演唱表演实践而形成的“戏歌综合”的民族声乐风格。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风格流派也曾从理论上被框定为中国唯一的民族声乐风格，并成为大众效仿的唯一演唱风格。经过20世纪40—70年代的发展，它得到了广大民众在审美上的认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演唱风格的一部分被后人吸纳并演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声乐演唱方法—民族唱法，并且逐步被人们所接受，成了千万人效仿的风格和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和文化市场的发展变化，独具魅力的民族声乐正在变得更加市场化、现代化、多元化。

在我国民族声乐审美取向的转变中，“洋为中用”起了重要的作用。“洋为中用”就是把西洋发声法这种外来形式与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声乐作品、传统声乐发声法以及中国人民的语言、感情等相结合，既具有学习民间声乐艺术并继承民族声乐传统，又具有借鉴西洋乐的双重任务。

1957年，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民族的声乐新文化。对民族传统唱法要继承、学习，并进步发展提高，对西洋欧洲唱法要民族化。”这次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创造社会主义民族的声乐新文化”的任务，指明了民族声乐既要“集成”，又要“提高”的发展道路。为了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得到更快的发展，民族声乐一定要学习、继承我国传统民间声乐中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也要借鉴西洋声乐艺术中的合理、适用成分，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等相结合。

声乐工作者在把西洋科学发声法“洋为中用”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的嗓音条件、学习深度、文化素养、学习条件、兴趣爱好、生活环境、艺术气质等的不同，在“洋为中用”的结合方式、程度之比例等方面也是不同的。“洋为中用”应当允许多样化，可以“半结合”，就像中西药混合的中成药和中西医结合起来的“药方”一样，可以“洋”掺“土”，也可以“土”掺“洋”。既允许学习条件好的结合得好些、学得多一些，也允许学习条件差的结合得浅些、学得少一些。同时，也可以允许用“洋”唱法唱中国作品，为中国人民服务。这在外国也有先例，如美国的大都会歌剧院及英国柯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虽然都用各国原文演唱各国歌剧，但是英国的民族歌剧院及纽约市立歌剧院一律都用英文演唱各种外国歌剧，这是让外来形式为本国人民服务的一种方式。(www.xing528.com)

怎样在继承发扬的基础上保护、扶持民族声乐演唱艺术是每个音乐工作者的职责。在21世纪，让人民大众欣赏到真正多样化的民族声乐演唱艺术是时代赋予音乐工作者的任务。落到实处就是更多地创作高质量、高水平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声乐作品。在创作表演、欣赏等方面逐步达到提高的多样化、发展的多样化，适应现代环境。民族声乐演唱艺术的多样化应该是在保留、发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备受人们喜欢的多样化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应该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大力鼓励、扶持不同民族、不同演唱风格的民族声乐演唱艺术。

（二）向世俗化转变

在告别诗意、告别崇高、告别悲剧，走向喜剧的消费主义年代，文化自身的游戏规则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审美文化的娱乐化、消费主义倾向造成了一种“世俗主义”的现实。正如近年来人们常说的：“东西不是生产以后才变得流行的，东西是为了流行才生产的。”审美世俗化在都市的盛行是通过制造时尚文化来完成的，制造时尚文化则是通过操纵消费大众需要和趣味得以实现的。

纵观近年的流行时尚，无一不是人为促成的。在这种制造时尚、促进消费的行为背后，往往是获取利润的商业目的在暗中作祟，但整个过程却十分隐蔽。制造时尚文化的主要做法是排斥那些无助于达到其商业目的的需要和趣味，控制大众传播媒介，人为地引导那些有利于产生商业效应的需要和趣味，进而强制推行某种时尚潮流，具有很浓烈的强制性。“卡拉OK金曲榜”“流行歌曲风行榜”“年度十大金曲”等评估体系，还有形形色色的具有演示性的发布会、大奖赛、歌迷会、颁奖典礼等，都是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操纵而向公众推行流行时尚，以张扬之势掩盖其赤裸裸的强制本色。

商业性的文化策略在相当高的程度上体现了消费活动的基本规则。流行时尚和消费社会的游戏规则是相同的、一致的。当告别了理想主义以后，审美的想象力开始为现实的享乐主义出谋划策。当想象力不断地炮制花样、翻新各种时尚时，热闹非凡的表面下却是文化向消费意识形态转型的清晰脉络，更为审美世俗化的出现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想象力这个文化的内在动力和尺度已经从历史性的虚构转向对事实的记录和描述，从对表现性价值的追求转向对工具性价值的迷恋，从“生产英雄”转向“消费偶像”。

在传统的文化领域里，文化是一种与日常现实有所区别的特殊领域，且对现实生活有特别的作用。当代审美文化是现代都市生活之因，同时也是现代都市生活之果。而在大众文化时期，大众文化并不强调艺术对现实的作用，它反倒把文化和生活的界限模糊化，甚至意欲取消。

从衣食住行到对艺术品的设计，大众不再要求有距离的静观。日常生活的消费意识形态和享乐主义就是审美化和风格化的某种表征。市场经济对文化的渗透，使文化丧失了自身的高傲立场，技术、社会、大众趣味的变化也使文化和生活的边界与构成发生了变化。大众文化通过制造“消费偶像”来达到“生活的审美化”，即通过歌星、模特、体育明星、影星、主持人等媒介化的“消费偶像”及其传记、访谈、影像等途径，向大众强制性地传递一种偶像化了的标准生活方式，并将艺术和生活混淆起来，使生活风格化和审美化。消费大众对新鲜事物的追求最直接地造成了这种转变。所有这些，其实质都是审美的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