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的社区工作：全球经验与上海实践

台北和上海的垃圾投放与收运方式

台北的垃圾分类，主要是市政人员向居民宣传教育就可以，为什么在上海等地，却需要社区付出那么大的努力？

先来看台北居民的垃圾投放和垃圾收运方式。

台北采用的是“垃圾不落地”，垃圾车在固定时间来到一个固定地点（定时定点），附近居民提着垃圾，当着市政工人的面，分类投放到市政垃圾车上。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点是：居民投放—市政人员监督—清运，是同时进行的；本质上，“居民提着垃圾当面扔”的方式，实现了每一袋垃圾的“当面化”。而“当面化”意味着可追溯、可监督、可追责。

而上海等城市，则完全不同。

如果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但没有定时，大多数时候，垃圾投放点是没有志愿者或保洁员督促的，该小区扔垃圾是“匿名化”的。“匿名化”意味着不可追溯、不可监督、不可追责。(www.xing528.com)

正是投放垃圾和收运垃圾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台北和上海小区垃圾分类方式的本质区别。在台北，小区规模很小，居民把垃圾直接交到市政人员手里，同时宣传教育工作发生在他们二者之间，指导和督促也可以当面完成。在上海，居民把垃圾扔到小区的一个桶内，保洁员人员把桶转交给市政人员。市政人员接触不到居民，所以，所有的教育宣传工作无法在市政人员—居民之间实现，而需要发生在“小区”里，发生在社区工作人员（包括物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居民之间。居民投放—志愿者监督的同时发生，保证了投放的准确率，以及精准化的指导，相当于实现了垃圾投放的“当面化”。

居民做好垃圾分类最重要的两个步骤：一是前期宣传教育，让居民在家准确分类；二是投放时的指导，让居民现场准确投放。

经过数年努力，上海很多小区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步骤的工作，正面临第二个步骤：做巨大的社会动员，召集志愿者在某个时间段站在垃圾投放点，指导2400多万上海居民的垃圾分类工作。

所以，在上海，数十万计的志愿者和物业人员取代了市政人员，负责对居民的投放行为，进行“当面的”指导和督促。所以，巨大规模的志愿者和保洁员“值班”的意义就在于此：让垃圾投放的“匿名化”转化为“当面化”，让人的行为可监督、可追溯、可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