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被冷落了近50年，到了20世纪40年代，与新兴的孟德尔遗传学结合，解决了他头痛的遗传机制问题，一下子“起死回生”啦！这就形成了“现代综合系统学”，又称“新达尔文主义”。
新学派的奠基
为“现代综合系统学”打下理论基础的“三剑客”，都是遗传学家，他们是英国的费舍尔、赫尔丹和美国的赖特。
他们为演化遗传学奠定基础的著作，发表在20世纪30年代初。费舍尔发现演化发生在一个物种内的大的群体中，并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显示了优势新基因的频率会在这个群体内增加。他认为这是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而产生的，并且能固定下来。
赫尔丹研究了自然选择如何在长时期内定量[2]地改变一个物种内部的群体。赖特提出了“基因漂移”的概念，指出一些偶然的事件可以改变群体的基因组成，比如，一种猎食动物把一对父母的后代都吃光了，或者一场天灾把一个孤立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都毁灭了。这说明演化的发生是有偶然性或随机性的。
DNA 双螺旋结构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DN A双螺旋结构的模型。他们提出，生物遗传的基本信息，全都储存在连接两个螺旋的DN A里面。
这样一来，遗传物质不仅在身体的每 一个细胞里面，而且像电脑程序一样是编码的！ 电脑信息是以0和1编码的，而人类的遗传信息是由As、Ts、C s和Gs编码的——这是多么神奇啊！(www.xing528.com)
转眼间，“生命之谜”打开了。
原来达尔文一直都是正确的：人和猿共祖——黑猩猩跟我们的基因有98%一99%的相似，呵呵，原来我们是表兄弟；万物共祖——连果蝇的基因跟人类的基因组都有75%的相似。
基因库简直就像一大摞扑克牌 ，基因组就像是打牌时手里摸到的一副牌。每一副牌相当于一个世代。由于每洗一次牌之后，摸到的牌都会不同，也就是说各种牌出现的频率经常改变，就出现了变异——这就是演化啊！
在表型上反映出来就是个子高点儿、头发卷点儿、眼珠子蓝点儿……
自然选择像雕塑家手中的工具，在生物的身上尽情雕琢着。
20世纪60年代的地球科学革命，同样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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