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社科性质的著作,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并不限于提出某一理论体系或开创某一个学派,而要看是否掌握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之上,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辨析真伪、理清概念,提出问题、发现规律,使人清楚认识到音乐发展的内在本质,为我们今天认识、传承、发展传统音乐,提供科学的、有价值的参考。改革开放以来,庆幸学术空间开放、自由、包容,但也必须注意,目前学界出现了大量外来理论占据了中心位置,空泛乏味,甚至于“把玩概念”之风越来越重之势,《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一书为我们送来了一股清风,使得我们比较清晰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民族器乐衍生、发展所经历的漫长旅程和继承演变规律,有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丝竹乐器、丝竹音乐以及江南丝竹乐种演变特征。特别是这种个案分析的选题及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和方法尤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学术著作不同于一般性的书籍,它恪守学术规律,讲究学术规范,研究层层递进,分析精辟透彻。例如,该书开卷之时,为了使读者对于传统音乐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即对“丝竹”“丝竹乐”“江南丝竹”等概念在理论上予以厘清,并作出必要概念界定。先秦时期中国音乐史上最早以丝类乐器和竹类乐器为中心组合演奏的“竽笙之乐”,作为一种类型化器乐演奏形式,首开“丝竹乐”乐种类型之先河。[5]再如,作者为了证明“竽瑟之乐”是中国“丝竹乐”类型最早形式的判断,运用“二重证据法”,即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历史文献与出土乐器实物组合考辨方式,澄清了历史上曾经含混不清的一些相关概念。没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和系统的音乐学理论以及切身的音乐感悟与体验,这项研究工作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钟磬(鼓)为中心组合演奏的“金石之乐”和以竽瑟(笙)为中心组合演奏的“丝竹之乐”,作为两种有所特指的器乐演奏形式,不仅一般性溢于周代仪礼相关的书面文字,而且亦有多例与此种分编组合相对应的周代乐器组合实物材料显现。[6]
江南丝竹是中国民族器乐的代表性乐种。《中国音乐词典》解释道:民间器乐演奏形式。流行于全国,因流行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如流行于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及上海地区的丝竹乐,习惯称为“江南丝竹”。[7]然而,对于中国传统器乐“乐种”概念的界定,从音乐学的学科理论构成和理念阐述需要角度来说,乐种文化定位就成了研究过程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作者首先对传统音乐理论界关于“乐种”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研究成果略做一番回顾,进而在分析归纳诸家观点之上,提出了“乐种构成三要素”,即历史构成、文化构成、本体构成。这种建立在民族音乐学理论及相关方法论观察音乐事象的三维视野,也就自然成为该书研究江南丝竹的基础。所谓传统器乐“乐种”,就是历史传承与某一文化区域或某一文化阶层内的,具有特定组织形式、丰富传统曲目、典型音乐形态、序列表演程式,并以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乐曲演示和音乐演绎而与其他器乐样式风格和特征相区别的一种类型化器乐演奏种类。[8]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著作对江南丝竹研究历史和现状做了系统的整理与归纳,对历史上的相关著述作了客观的评述,继而提出了需要辨析和探索的一系列问题,如相关成果显得零散和不够系统,江南丝竹的历史渊源,乐种与地域生态环境的关系,与其他丝竹乐的亲缘关系,民间乐社兴衰和传承现状,对当代作曲家创编江南丝竹新曲的研究和评价等,为本书的前期做了充分准备,为本书研究和撰写过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江南丝竹的界定,著述从名称来源、乐种来源两个层面认为,“江南丝竹”作为丝竹乐合奏“乐种”的一个专用名称,是明清以来环太湖地区民俗场合所见“细乐”“丝竹”“清乐”等丝竹乐合奏演奏形式演进而发展至近代才出现的一种称谓,她专指在苏南、上海、浙北地区城镇流传的一种传统丝竹乐合奏样式。[9]继而对今人的解释以及从历史典籍中做了进一步的辨析。如甘涛的《江南丝竹音乐》、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明清的《江宁县志》《江都县(现江都市)志》以及明清文学著作张岱的《陶庵门忆》、叶梦珠的《阅世篇》相关论述,对其渊源与形成提炼为:“一个地区(环太湖地区),两个中心(民国前的姑苏和民国后的上海)”。[10]著述不仅把江南丝竹作为民间器乐乐种予以描述与分析,同时对明清以来文人墨客的影响和浸润予以重点观照,从而使得我们深刻理解中国传统音乐虽然根据阶层的不同划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宗教音乐,但他们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密切相连,互动逻辑关系。他们(丝竹音乐演奏家群体)作为江南丝竹音乐主体性缔造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江南丝竹进入文人化的发展旅程中发挥出了关键性的引导作用。[11](www.xing528.com)
在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江南丝竹八大传统曲目中,属于《六板》族的同宗曲目有《中花六板》和《慢六板》两曲。《六板》多称《老六板》或《老八板》,具有“原体”“母曲”“老谱”性质。为了说明中国民间音乐中普遍流传的现象之一——同曲异名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作者从迄今所见用工尺谱记写《六板》最早乐谱——清代蒙古族文人荣斋所著《弦索备考》之一“旁谱”入手,参照北方民间乐种“碰八板”,近人甘涛收集整理的《老六板》的说法来源及其推断,以及根据清代史料:吴澄甫辑的《丝竹小谱》、李芳园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等译谱进行相互对照、传译、分析、辨别。这些板数结构略有不同的流水板“老谱”,因其板数结构都是最简洁的“有板无眼”形态,其音节也都是最简洁的单音无“花字”(加花)形态,具有原生性框架谱性质,因而都可能被民间乐人视为一种原体“母曲”来变异新曲,故都具有“通用板体”的特点。[12]著述从《周礼·仪礼·礼记》《吕氏春秋》等历史典籍和考古出土文物图像中追寻“竹”“丝”类乐器起源到“江南丝竹”的渊源与形成再到近现代江南丝竹的发展,参阅了大量相关著述,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信息量大,说服力强,为我们清晰梳理出了中国民族器乐,尤其是“丝竹乐”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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