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音乐边缘生存现象是中国传统音乐普遍而具体的空间呈现，它不仅延续着传统，也发展着传统，是中国传统音乐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不仅体裁类型多样、内容形式广泛，而且具有丰富民间文化内涵和浓郁地域文化特征。仅从现存民间音乐分布来看，那些比较富集的区域恰恰就是人们心目中所理解的边缘地区。这里的边缘地区不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过渡地带，而且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地区。
民间音乐边缘生存不仅在中国大量的存在，而且也是世界各个地区和民族普遍现象。因此，早在海德格尔、利特、达尔文时代，民间音乐的“边缘生存”思想就已经提出了。而德国音乐学家萨克斯为这个理论建立了整套的体系。他们认为，边缘地区总是保存了一种文化或风格的早期状态，因为这些状态在这里保存和凝结下来时变化较慢，在它发源的中心地带（这里花样变得快些，或者是这一类变化更频繁更迅速），它就早被遗忘了。[4]在任何文化区域，文化特质都趋向于从中心向外围扩展。所以，那些在外围发现的文化特质较为古老，而在中心地区发现的那些文化特质则是较新的。[5]清人严长明云：“昆曲只有绰板，秦声兼用竹木（俗称梆子，竹用筼筜，木用枣），所以去竹木者，以秦多商音，商主断割……它省则通称曰梆子，又桄字亦柷，乃织机横木也，故俗有——桄线与胡琴桄之说，秦腔俗称桄桄子，系此桄字也。”[6]陕西同州梆子早期也称为“桄桄乱弹”或“梆子”。“同州梆子又名东路秦腔。民国二十七年（1948）以前民间俗称‘桄桄’‘乱弹’‘硬戏’。”[7]另有资料证明，晋西南蒲州在明代已有相当蓬勃的戏曲活动。据蒲州梆子老艺人称，当地的梆子戏来源于“桄桄戏”，“北路梆子艺人代代相传，说他们学的是陕西梆子蒲州调”。[8]这“桄桄子”“桄桄戏”的称呼如今仅存陕南民间，即“汉调桄桄”，体现了早期秦腔的遗存！再者，汉调桄桄的传统剧目丰富，有1500多本，经抄录的有700多本（折），本戏560多本，折子戏170多出。有些剧目，其他各路秦腔仅存折戏，而汉调桄桄则以完整的大本戏见称，如《宇宙锋》《破幽州》，不是仅有其中折戏《金殿装疯》或《挡马》，而是首尾俱全的本戏。《刘高磨刀》《镔铁剑》《夕阳山》等百余种剧目在其它剧种中也已失传或残缺，为汉调桄桄所独有。汉调桄桄最初在陕南是以皮影和木偶的形式流传的，后来才出现人演大戏。如今人演大戏已不复存在，而木偶桄桄依然存活于民间。二黄戏在清代中期以及民国初期很是盛行，形成了以西安、三元、泾阳为中心，注重唱、做，表演细腻，唱腔豪放的西安派。流行地域与关中梆子腔不相上下。老艺人陈兰亭在《略谈汉调二簧》一文中说：“当时陕西大戏虽有梆子、二黄、眉户、徽调数种，人多以眉户是曲子，非大戏，不甚重视，徽调又不大懂，梆子又粗糙，一时多好听汉调二簧。”[9]民国时期陕西都督、长安人张凤翙（音：hui）自小在家乡深受当地流行二黄戏的影响，民国初年创办了约300名师生西安二黄鸣盛科班。它不仅成为著名的票友，俗传他“牙板随身带，二黄唱起来”，并且长期担任西安二黄会的名誉会长。二黄戏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在二黄戏向东扩展的同时，以同蒲地区为中心的梆子腔以其强势姿态，迅速汇合于地区文化中心——西安。两种大戏经过一百余年来的碰撞、交叉、融合，梆子腔以其音乐风格的豪爽赢得了话语权。而二黄戏因其音乐风格的婉转，而逐步退出了关中的戏曲舞台。而如今汉调二簧仅存于陕西安康市，剧团有两个，一个是安康市汉剧团，一个是紫阳县汉剧团。这些事实是否能够为我们寻找古代之音乐，研究、认识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民间音乐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思路呢？
首先，中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化历史过程，民间文艺发展一方面受制于自然环境，形成不同地域风格的艺术形式。一方面自然环境为其发展提供了生存条件和机遇，使得民间艺术不断变化，逐渐丰富。对于陕南地区而言，秦岭作为天然屏障，使得陕南与关中民间文艺迥然有别。即使南北地域历史上不断地交融，但其本质是两种不同的区域文化类型。然而河流虽然也是两岸人民互相往来的天然屏障，但河流有舟楫之利，不仅沿河的人民便于往来，也是形成风土人情、民间文艺生活相似的、同质文化的天然桥梁。陕南水系发达，连接东南西北，汉江、嘉陵江如同一根纽带，使其民间文艺生活紧紧地与下游地区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陕南区域文化是巴蜀文化或荆楚文化系统一部分的缘由所在。如果我们扩大视野，在中国各地，这种情况也普遍存在。例如，陕北与晋西北之间、甘青河湟一带的民间文艺生活趋于统一等。这主要是地缘的因素。
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地缘因素只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区域文化既然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空间组合形式，所以它必定随着历史文化背景的变迁而变化。例如，明清时期，陕南既是战乱频发，先有李自成、张献忠、白莲教在此活动，后又有吴三桂在此统治八年之久，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随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陕南也成了大量移民的落脚点和栖息地。大批的外省籍移民迁居于此，人口流动相对频繁，不同文化彼此交融，使其文化性格的包容性更广。商品经济的勃兴，外来人口的增加，在吸收、消化南北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戏曲之后，孕育了以汉调桄桄、汉调二簧为典型代表的戏曲剧种，并以此为中心，逐级向南、向东南扩散，为皮黄腔的盛行全国，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之源。严格地说，皮黄腔是西皮、二黄两种声腔骈枝的复合，而这两种声腔都与盛传于西北的梆子腔有一定的联系。正是由于陕南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复杂的人文历史背景，使得其成就了皮黄腔的最早生发。西皮、二黄在各自的流变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形成了具有阴阳、刚柔互补、相得益彰、不可或缺的皮黄声腔体系了，汉调二黄以汉江流域为渠道，把西北或是北方的文化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南方，并且对中国戏曲格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陕南已不是民间音乐的“中转站”，而是民间文化的“加工厂”。维克多·特纳认为，“从理论上看，边界具有某种潜在的能力，它可以成为对文化进行观察的自由实验场。而且，在边境地区，不仅可以引入新的文化成分，由不同文化混杂而成的新的文化规则也将得到认可。”由此看来，在边界地区，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现自己，用汉内兹的话来说就是“文化与文化相加，而不是文化与文化对立。”[10]
其次，陕南作为在北方关陇文化、东南荆楚文化、南部巴蜀文化的长期相互作用下，陕南民间音乐显现着多重复杂性。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陕南民间音乐本身就具有南方音乐的气质。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音乐品种与类型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大。同时又由于人文历史背景的原因，使得陕南的民间音乐又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统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行政管理体制作用下，陕南的地域化特色正在逐渐削弱。这种倾向明显表现在方言的中原官话区的扩大，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在中部一带，汉调二黄、陕南花鼓正在呈逐渐萎缩的弱势。文化中心和文化边缘地带的互动关系逐渐减弱。这几年铁路、高速公路的建成，十年前从西安到安康的十六个小时的路程缩小到三个小时。这些人为的阻滞因素由于近300年来世界性文化隔绝的打破而开始减少，如语言的相互学习和世界性语言的产生、民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日益破产、信仰自由、因经济发展而城乡差别缩小……都是体现。但是，在今天，区域文化的社会因素超过了自然阻碍，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障碍。文化扩散或传播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弥合文化空间差异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影响文化区域的社会因素，划定行政区域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存在则受自然规律所支配。这种整合至今仍在进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域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起着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的作用，行政区域则在对区内的文化现象有明显的整合作用。
再次，我们通过梳理陕南地区民间音乐的历时性渊源和共时性特点，尤其是对其民间音乐的文化构成的分析，更加认识到了中国传统音乐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陕南民间音乐文化是该地特有的生活方式，也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再现。陕南民间音乐文化生成既是自然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历史传统作用的结果，更是地区间人类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必然。其区域文化形成也不过几百年的时间，但其文化精神却始终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容纳百川的。“吐故纳新”不但是自然的规律，也是文化的发展规律。每一个时期的民间音乐文化都有所舍弃和汲取。“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的规律，也是人类的发展规律。陕南民间音乐的有些品种已经消失，只不过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存在；有些已经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容；还有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区域文化的进一步交融，新的文化特质正在酝酿、生成。我们只不过所能做的是，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人类发展规律，从历史中提炼文化精神与内涵，为凝聚民族、区域、地域的精神内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注释】
[1]伍国栋.中国民间音乐［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2]段宝林.中国民间文艺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307.(www.xing528.com)
[3]陈序经.文化学概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5.
[4]萨波奇·本采.旋律史［M］.司徒幼文，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307.
[5]同上.
[6]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小惠∥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秦腔研究论著选.1983：173.
[7]中国戏剧志·陕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90.
[8]中国戏剧志·山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0：87.
[9]束文寿.陕西汉剧∥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陕西艺术丛书·艺术研究荟录：（1）.198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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