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洋县佛教音乐主要集中在洋县的迟南寺、上黎家寺、下黎家寺、智果寺、高原寺和城固县的宝山寺、观音寺等。和尚除了修行外，还需在师傅的指点下学习识谱和各种乐器。各寺庙一般都有自己的乐班，主要用于诵经、宗教仪式及民间的丧葬活动。佛教鼓吹乐以管子为主奏乐器，演奏形式有坐乐和行乐两种，民间称为“坐场”和“行香”。坐场一般用于寺庙佛事、庙会和民间丧事中的灵前、经堂的演奏；行乐一般在祈雨、迎神和民间丧葬的行进途中演奏。一般乐队编制9～14人。佛教鼓吹乐的曲目来源大致有三类：一是寺庙本身所传乐曲；二是沿用元、明、清南北曲曲牌的名称；三是采用、吸收民间器乐曲和戏曲曲牌。洋县佛教音乐乐曲繁多，达1000余首，目前保存下来能供演唱、演奏的曲子有200首之多。其分别为经韵、鼓吹乐曲、锣鼓乐曲三类，尤以鼓吹乐曲为盛。其主要乐器为管子和鼓。但是如今当地寺院中依然存在佛教音乐的已经不多，探其缘由主要是寺院僧众较少，甚至有些寺院已经荒芜。“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场灾难，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因年幼无知，受邪说蛊惑，到处破“四旧”，铲除“封建迷信”，肆意摧毁寺院、道观、教堂等宗教场所。尤其令人发指者，竟毫无顾忌地砸烂佛像，焚毁佛经，将僧人拉出来批斗，甚至逼迫僧人叛教或为护教而舍身自焚。本来延续百余年或者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洋县保存相对完整的佛教音乐体系毁于一旦。曾经香火鼎盛、僧众民聚的寺庙逐渐荒芜。寺庙的修行，尤其是仪式音声逐渐瓦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的逐步实施，又有恢复之迹象。但是曾经完整的寺庙佛教音乐体系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我们调查的释通宝禅门梵呗谱系面临着传承关系的断裂！
与濒临灭绝的寺庙经乐班同行的则是民间经乐班的繁荣。这种经乐班变化快，成分复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民间音乐是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虽然也有传承，但没有严格规定；虽然也有仪式，但程序不很复杂；虽然也有旋律和内容，但“为我所用”的民间功利思想使得音乐形式与内容都悄然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所调查的第二个经乐班，从其班首的阅历即可看出道理。［班首黄学儒，男，1930年10月生于洋县龙亭镇黄索溪村。4岁半时（1935年5月）出家学艺，到黎家寺拜老和尚杨均山为师父，学习诵经及各种乐器，擅长胡琴、扬琴、管子、笛子和锣鼓，法号“灵吉”。1950年离开寺院随民间木偶戏班演戏。1951年到1952年在洋县税务局工作，1952年9月至1960年在洋县剧团担任演奏员，1981年退休。退休后组织民间经乐班，为群众白事服务至今。］黄学儒经乐班活动一般6～9人，班首：黄学儒，成员：李善娃、王宝平、王洪儒、刘德福、张志军、张善娃。由于部分成员年事已高，所以有活动时，也可以从别的班社请人。据我们调查，这个经乐班活动一般情况下，共计6人，乐队组成为管子、笛各一人，二胡、板胡各一人，打击乐两人。所用乐器有既有管弦、又有吹打，明显地可以看出这种民间乐种民俗化特征。
图8 经乐班活动（王晓平摄）(www.xing528.com)
通过我们的初步调查，洋县佛教音乐的班社基本上以民间乐社为主。从目前可知，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曲目主要保存在民间乐社。而这种乐社的音乐形态则呈现出复杂的状况。民间戏曲、民歌、曲艺交融在一起。从这一方面来讲，洋县的“经乐班”则蕴含了更多民间音乐的要素了。
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中国民间音乐事象是由其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共同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文化景观。民间音乐不仅有其历时性时间因素的影响，而且还有其共时性空间生存状态的制约。这就使得我们如果真正认识和理解民间音乐，就必须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同时展开。针对民间音乐空间生存状态，民间音乐边缘生存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便自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因为这种现实存在不仅涉及自然环境与人文现象之间诸多因素，而且还体现出民间文艺的空间发展规律，反映出民间音乐事象发展演变的本质性问题。面对如此之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我们一方面认识到民间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母源文化，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都由此生发、繁衍与发展，而且还可以转换视角，从空间角度切入，概观中国传统音乐在不同地域下所形成色彩斑斓的区域文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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