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音乐曲目或声腔，如果由彼地域传入此地域，由于彼地域人文环境条件诸如语言、民情风俗、经济状况等，与此地域不同，为其生存和流传，此曲目或声腔也要作一定程度的形态和内容调整，这样才能适应此地域人文环境。其结果也会导致曲目或声腔产生扩散性变异地。”陕南戏曲的差异，并不体现在剧本、服装、行当的不同，而主要表现为唱词、唱腔的不同。唱词的不同，也不是因为内容有别，而是因为念词的方音不同造成了念白的差异。唱腔的不同，主要是各种戏曲都或多或少地掺有当地的民歌小调、小曲的成分，由于各地民众对民歌的喜好不同，故影响到这个剧种的流传范围。民歌的风格也多受当地方言的影响。方言的差异是影响戏剧唱词、唱腔发生变异的主导因素。“陕南各剧种分布基本上以明清的府州为单位。这一分布特点，实际上也与方言的分布相吻合。”其次，邻省戏剧对陕西戏剧区域差异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陕西方言区受邻省方言影响甚大，汉调二黄与流行在鄂西北郧阳府的山二黄大体上属于同一种戏剧。这说明陕南与鄂北、川北同属一个自然区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文化上具有相似性。
以上民间音乐品种的流布即是随着人口的流动传播，进而与当地的民间音乐融合，发展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民间音乐。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毫无疑问地具有核心地位。“民间音乐生态形貌相关地域范围内的居民，作为这一地域内掌握经济文化活动的主人，又是这些影响和制约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民间音乐生态最终成为何种形貌的中间环节”。以上汉调二黄由“西皮”和“二黄”组成；陕南花鼓与湖北、湖南花鼓之间的渊源关系；陕南渔鼓的音乐风格基本与四川渔鼓相同；陕南孝歌则无论是艺人传说还是文献记载均认为是由湖北、四川移民带至陕南等既说明了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与人口的流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位于秦巴山地间汉水流域其民间音乐的文化源头与以上文中所述的移民历史记载基本一致，来源于三个方向：一条来源于两湖地区；一条来源于四川；一条来源于关中；前两条民间音乐的传播路线最为便利，影响也最为深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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