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西府秦腔形成后，沿唐宋栈道经汉中传入四川，清人吴长远所云“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语，旦色之无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12]应暗示了进入四川的西秦腔是由凤翔府经汉中传入的。实际上，自宝鸡经汉中栈道至成都确实存在一条戏路。清乾隆年间，西府秦腔经过褒斜道进入汉中，当时洋县江坝一代的秦腔社班，在演唱过程中，吸收当地山歌、小调，丰富原有的唱腔，易于当地人接受，形成了与西府秦腔有别的另一种秦腔唱腔，称之为汉调桄桄、汉调秦腔或南路秦腔。（图4）由于汉中一部分地区流行秦陇方言，尤其是洋县近邻关中，方言更接近关中方言，故演唱秦腔（汉调桄桄）者多为洋县人，甚至民国仍是如此，“梆子戏擅长慷慨悲歌之调，其唱着多为洋县及关中人”[13]。后以汉中为中心分为东、西两路戏。汉调秦腔用当地方言为演唱基础，又以梆子击节而得名，是秦腔由关中地区出入陕南的变形。其特征“西乡通行戏曲为梆子、二黄、梆子戏（俗称桄桄子，又名乱弹）与关中梆子大同小异，激昂而能婉转”[14]，则明显表现出与西府秦腔的联系。
图4 汉调桄桄民间艺人
汉调二黄，习称“土二黄”“山二黄”“靠二黄”或“二黄戏”。因它是在汉水流域由西皮、二黄结合而成，故又多称“汉调”。汉调二黄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源于江西的宜黄调，后传入陕南，结合汉调，再受昆曲、吹腔、高拔子的影响而发展形成。其形成时间虽已无法确定，但陕南安康地区紫阳县蒿坪乐楼曾有乾隆时二黄社班的题名墨迹，说明此时汉调二黄已经形成。汉调二黄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几大流派。汉中派，嘉道年间，汉调二黄已传遍陕南各地，不过此时盛行的是汉中派的汉调二黄，社班多来自汉中，经安康往湖北传艺，主要有南郑的汉荣班、西乡仁丰班和城固的宜太班。与此同时，艺人杨履泰、杨金年父子倾家业兴办科班传授技艺，为各地培养了大批汉中派的二黄艺人。该派以西乡、南郑、镇巴、城固为中心。重在唱腔，音调幽雅绵软，吐字吟咏多带川味。安康派，咸丰十年，山二黄艺人范仁宝自湖北房县率瑞仁班西入陕，在安康开办科班，培养了“瑞、彩、方、盛”四班，奠定了安康派的基础。清末民初，安康派汉调二黄在陕南已占据优势，甚至原为汉中派中心的西乡也是“唱（二黄）者多为旧兴安府及湖北人，土著戏子为数甚少”，并且“音调与湖北汉调相近。”[15]流行地区以安康、紫阳为中心，通行西南（紫阳）官话，音调柔软粗犷兼备，擅长文戏。商洛派，安康派汉调二黄在向北发展过程中，途经商洛，受当地方言和民歌小调的影响形成。以商县龙驹寨、山阳、镇安为中心，擅长功架腾跃，以武戏见长。（图5）
图5 汉江边的民间自乐班
眉户戏，清末以来，随着关中眉户流行地域的扩大，出现了五路曲子戏。其中流入汉中、安康一带的眉户，称为南路曲子，因与汉水、巴山民歌、小调、佛歌结合，曲调流畅、清扬，陕南民歌味较浓。“戏班亦取大曲之‘刘秀吃麦仁’‘梅降雪’等加宾白而扮演之，俗称迷壶戏。”[16](www.xing528.com)
陕南花鼓戏，是一种踏歌走唱类品种，源于年节或迎神赛社中的锣鼓歌舞，将平日的山歌、船歌伴以社火锣鼓，加以舞蹈形成。陕南薅草锣鼓一直较为发达。宋人王禹翶《小畜集》记载了商洛一带畬田时有锣鼓歌舞。清代乾隆《洵阳县志》：“今乡俗薅草时，一人鸣鼓督工或以钲佩之，歌唱忘疲，又通力合作，谓之换工。”民国《紫阳县志》卷五《风俗》：“犹沿袭之，名曰打锣鼓。”这种锣鼓歌舞于清末光绪年间与江汉一带的花鼓戏合流，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陕南花鼓戏。“据花鼓艺人刘全兴、赵老二等人口述，清光绪三年（1877）湖北郧阳遭水灾，大批灾民从丹凤竹林关和山阳漫川关进入商洛地区，遂将郧阳地区流行的花鼓戏带入商洛。”许多灾民便通过打花鼓卖唱的形式到处漂流，靠“化谷物”维持生计，当地人把他们所唱的调儿叫“化谷调”。当今，一些地方演唱的花鼓戏仍有鄂西北方言的遗存。民国《西乡县志》第一册《风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最初由移民演唱，后来当地人也学唱起来，并采用了当地的方言和语音，吸收了许多商洛的民歌小调，形成了商洛花鼓戏。其班社演出活动，最早可追溯到丹凤竹林关冯善亮的职业花鼓班，先后传了六辈艺人，祖传师傅为刘三女。清代末年至民国二十年左右，花鼓戏出现了昌盛局面，班社四处涌现，艺人成批增加，剧目不断丰富。陕南花鼓融歌舞、曲艺、小戏于一体，因其流行地域和语音不同，分为三路。安康花鼓，以安康、旬阳为中心；汉中花鼓，以西乡、南郑为中心，受当地神歌、情歌及外来下河调的影响，跳跃性大、节奏感强，川音较重。民国《西乡县志》：“湖北之花鼓调，又名下河调，俗称汉江下游为下河也。新年玩采莲船者唱此调。”商洛花鼓，以龙驹寨、商南、山阳、镇安为中心，还形成了商丹（商县、丹凤）路和镇柞（镇安、柞水）路的艺术区别。商丹路花鼓，以关中语系为主，杂以当地土语，曲调流畅、优美、柔和、婉转，又被称为北路花鼓；镇柞路花鼓，以鄂西北语系（称下河语）为主，掺用本地土语，曲调高亢、洪亮、欢快，被称为南路花鼓。
图6 跳端公
端公戏，源于古代设坛祀神仪式，因主庆者为端公佬，故称“端公戏”。原由男巫扮演，而四川、陕南一带称男巫为端公，故又称“端公戏”。盛行于南郑、城固、西乡、紫阳、汉阴、安康、旬阳县境，流行于留坝、宁陕、凤县、镇安及川陕交界处的山区和丘陵地区。陕南历史上曾为楚地，自古巫风盛行，巫觋歌舞向来发达。初为设坛祭祀形式，巫师以歌舞祀神驱鬼。他们装旦扮丑，跳吟表演，故有“跳端公”之说。陕南端公戏属于巫坛戏歌、花鼓筒子的合流，故俗称“坛戏”。陕南的巫师在祀神庆坛仪式中，结合原始的“跳踏”，以陕南方言即兴说唱一些民间“杂话”，以悦神娱人，习称神歌。（图6）在清乾隆年间，引进大筒子戏的剧目、唱腔，并于巴山地区的民间歌舞结合形成了端公戏。“巴山之大筒：乐器似胡琴，筒大、音浊，沿巴山南北以至鄂北之土戏也。巫亦演之，俗称八桡，疑即八扯，多靡靡之音。”[17]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一九六《风俗》也记载了宁羌州有此分布。据汉阴王家河，家传七代的大筒子艺人何玉庆口述，约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大筒子戏随湖南移民传入汉中、安康山区。端公们为了丰富演出，邀集筒子艺人参与庆坛表演，以端公为主，人员扩大到三至七人。清代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端公戏出现了半职业性班社，俗称散班子。
陕南孝歌，是陕南民间丧礼活动中的一种演唱形式，俗称“丧歌”，古称“挽歌”。流行陕南的秦巴山区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口传和文献记载均谓传自湖北、四川。《西乡县志》说：“川楚民众杂居，带来民间各类歌谣之一‘孝歌’。”唱孝歌，或打丧鼓应是蛮人习俗的遗存，清代其主要流行在鄂、湘、川地区。这一习俗在陕南开始流传的时间大致在清代乾嘉年间，也就是川、楚移民大量进入以后，因为道光年间的方志对此风俗已有明确的记载，[18]以后南山的各地方志中也陆续有所记载，并以之下延至民国时期。[19]由于年长流久，孝歌演唱环境、演唱形式、演唱风格在入乡随俗的应变中，始终未中断其传承，如今在陕南偏远的山村中延续至今。
陕南道情，以渔鼓曲子和皮影、大戏三种形式演唱，其来源于道观中的道士唱经扬道。道情以皮影戏的表演形式是由关中逐渐向陕南传播的。乾隆末年，安康商人赖世魁，因常往关中经商，还把关中道情带至安康，组建了赖泉班。嘉庆以后，道情进入了发展盛期。安康地区先后出现了李家班、王家班等。出名的艺人有：李九祥、刘海山等。主要活动于安康的恒口、五里坡及北区等地。其中，李家班还收藏有嘉庆年间的道情抄本《望夫山》《赵王村》《战漳河》等。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关中临潼行者村道情艺人白米虫，还南往商县，以小磨沟王彦杰祖父家为基地，组班授徒，使道情传入商洛地区。同治七年（1868），洛南桑岭兴办的张天泰班，历时较长，共经四代。民国年间，道情仍有发展。安康地区，仅旬阳、安康两县，就有二十余班。道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过艺人们的不断创造，受到方言及师承关系的影响，艺术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形成了商洛道情、安康道情。商洛道情：盛行于洛南、商县，形成于明末清初，流行于丹凤、镇安、山阳、商南、柞水等地。多以坐唱、广场踏席和皮影演出为主要形式。传统剧目大致与关中道情相同。音乐唱腔为梆子击节的板式变化体。安康道情：以旬阳、汉阴为中心，盛行于安康、旬阳，流行于白河、平利、紫阳、汉阴、石泉、西乡、城固、洋县、南郑、汉中等地，形成于乾隆年间，以皮影戏的形式演出。流传于陕南汉中地区洋县灯影腔，其前身是关中皮影。约在清朝康、雍时期，随关中移民传入该地，乾、嘉时期，关中名艺人栏盘和剧作家李十三对此剧种的形成、发展做过重要的贡献。后由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方言方音等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吸收了当地音乐艺术的营养，历经二百多年的发展，借鉴融合，成长为今天这个独特的地方剧种。渔鼓曲子则主要流行于汉中的镇巴等地，由四川传入，其音乐风格基本与四川渔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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