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间实现的。音乐传播现象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现象，因此，在对现实关注的同时（媒体新技术），离不开历史与传统（民族音乐），只有在音乐历史和音乐现实中充分地研究音乐传播问题，通过历史与当代的比较，才能发现音乐传播的规律，揭示音乐现象的本质。
《江南丝竹的传播》（伍国栋）通过江南丝竹历史的、现实的传播事实，尤其是对“天下彝家第一寨”迤沙拉的实地调查和对近现代江南丝竹的外传事实的梳理，运用个案分析与史料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认为，在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操纵音乐之主题成员流动，应当是音乐传播方向、途径、范围、影响诸多内容判断之根本的或核心的依据。根据这一乐种的传播现状而言，在现当代音乐传播学的研究的视野中，物质的、人文的、精神的诸多因素，共同组成了音乐传播、流动、扩散的综合条件。现代音乐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化的人文学科，也就成了一个艺术、传媒与教育结缘的综合性学科。
《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冯光钰）在特别强调实地调查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作用下，对音乐传播中的“传者”与接受者的“受众”的研讨，运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将众多的曲牌放在传播视野中进行考释研究，通过追源溯流，力求找出各种曲牌及其变体的血缘关系及变化规律。其内容包括：（1）曲牌音乐传播历史与途径；（2）同宗曲牌音乐与异宗曲牌音乐；（3）声乐曲牌于器乐曲牌多向互易移植的变体；（4）曲牌音乐的千变万化与其特有的音乐创作思维；（5）结语：在“论”与“证”相结合的考释中探寻曲牌音乐的传播发展路径。
《音乐传播媒介与原生态文化保护》（吴非）通过参与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栏目编导工作的体会，对原生态文化传播理念、特点等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并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在肯定该栏目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如“民歌组唱”的结束形式没有必要、舞美设计不佳、舞台灯光效果不理想等。
《“作曲包揽制”、非繁衍性传播与中国戏曲声腔的“太监化”》（周来达）针对目前戏曲音乐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分析认为，只要强大的戏曲音乐自身的繁衍能力能继续存在，戏曲和戏曲音乐的生存就大有希望，当务之急是要抓住戏曲音乐“创作”“传播”两个根本环节，改变策略，恢复民间戏曲的主体意识和音乐创作机制等，努力改变戏曲音乐的生存环境。
《南高洛古乐本土受众的观演及听闻状况之田野观察》[4]（邓志勇、史东宁）通过田野个案的描述，以南高洛音乐会的本土受众为重点，考察当下古乐的观演和听闻状况，强调本土受众在民间音乐活动所显示出来的流动性和行为的多元性，并初步讨论了本土受众对民间音乐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大众传播的多元化音乐传播》（曾田力）就作者在北京搭建的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为例谈了体会，进而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重建的角度提出了应加强对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多元化的传播交流手段，如网络、媒体等，最终建立文化生态平衡，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弱势的不利局面。(https://www.xing528.com)
《试论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庄元）尝试用传播学的视角就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平台发展的与音乐传播直接相关的数字音视频、计算机与MIDI以及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个人媒体和大众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当中国音乐家遇到传媒革命的挑战》（冯效刚）从以数字化为代表的传媒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出发提出：（1）中国音乐家必须面对大众流行音乐文化的挑战；（2）中国音乐家必须争夺大众传媒的“话语权”。
《论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多重音乐语境中的比较视野》（张谦）力图将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还原到具体的音乐文化语境中，以多重语境的视野比较了西方艺术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语境中典型的互动行为，关注互动行为产生的原因和结果。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音乐编辑学、新技术媒体、音乐心理认知等的角度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5]
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是当代的一个重大命题，运用音乐传播学的视角，或者立足于以民族音乐的土壤为资料源泉，针对历史的、当代的音乐传播现象和行为，来探讨千百年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或者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当代的音乐生活，结合现代高科技，诸如媒体、网络、电视等来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新发展。尽管上述每位专家、学者的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层面不尽相同，但无论怎样，殊途同归，都会促进了民族音乐传统和现实的研究与发展，深化了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在当代意义的认识。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在研究文化变迁过程中，从音乐传播学的角度切入必将大有可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