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是语言的升华,无语就不为歌。民歌的起源,也就是音乐的起源。民歌最早即是语言,语言是民歌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民歌最初的节奏、速度如同说话,随着歌词的自然重音而渐渐变化,旋律是由两个或三个音构成的短小片段串成,音域通常不超过八度。音乐与语言都具有声音可辨的四个特点,即高低、长短、强弱、音色。语言是民歌地域审美的逻辑与形象的思维依据,虞书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即道出了民歌是语言的升华和美化。在中国,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种地方戏。地方戏的旋律,就是方言语调的扩展。方言是人思维活动的表达方式,是情感交流的媒介,她作为地方的母语,维系着当地人民的情感心理、审美习俗等方面。方言的声、韵、调以及句逗是民歌形成的内部基音。音韵中的声与韵是歌词表达的主要辅助手段,字调的高低升降是旋律起伏跌宕的脉络,句逗是民歌节奏的变化贯穿,它们对民歌的风格起着主导作用。自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问世以来,汉族的大部分地区按阴、阳、上、去的声调划分为四声,但是因方言的差异,其字调在四声中的位置亦有所区别,所以依字寻腔是民歌创作的普遍规律,语言的地域风格影响着民歌的风格。《淮南子》载:“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自然环境的不同,造成方言的差异,民歌的地域性也就显而易见。明·王骥德《曲律》:“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划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字句。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字句,故以色泽胜。”说明了方言是构成音乐风格的基础。陕北方言阴平低起下行,阳平低起略上行。上声高起下行,去声高起平行。由于语言字调起伏较大,故其民歌音域宽广,达十一度,七度大跳较多,音乐风格高亢激越,跌宕幅度大,动势强。信天游中的双四度框架(即连续的四度跳进)与在此基础形成的五度、八度乃至十几度大跳就是典型的例子。民歌的歌词字数结合语言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特点,则构成基本节奏之骨骼。如《三十里铺》不但起伏大,而且节奏由于方言字调和歌词停顿之故,形成了前四字为二顿的“2+2+3”的句逗形式,这样就很自然形成以切分为主的松—紧—松之扬—抑—扬格式的节奏特点。
例3:绥德《三十里铺》(www.xing528.com)
民歌的空间分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语言的空间分布的。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是带有音高起伏的旋律意味的语言。方言语音的音色、时值、声调、音高、力度等与民歌有着密切联系,它不仅影响旋律,而且影响演唱风格。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辞篇》中“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北方山川深厚,其音而钝,得其质直”,提出了方言和自然环境的关系。自然环境塑造了人类,也就塑造了人类的音乐。一般来说,在调值上北方话较高,起伏较大,只用四声,因此北方民歌旋律音程大跳较多,造成旋律运动的力度感较强。不同声调的字其长度响度有所不同,但各地方言的声调不统一,使其又有复杂的变化。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说:“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现陕西西部与西南大部地区)则平声似去。”方言字音声调的不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唱腔。北方话发音部位靠上,头腔、鼻腔音加重,音色显得嘹亮高亢。“三月里(的个)太阳红又红,为什么我赶脚的人儿(哟)这样苦命”“前沟里糜子后沟里的谷,哪达儿想起哪达儿哭”,若不带进方言的因素去欣赏,就体验不到信天游的风味。民歌从一开始就用方言演唱,它是随着地方方言所占有的空间而存在与传播。民歌歌词本来就是口头方言,所以方言语音、声调、地方俚语、称谓、感叹用语等在民歌中常有出现,大量方言土语入词,使其赋有生活气息,地方色彩更为浓郁,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信天游特别重实词、叠词的运用,在陕北方言中,习惯用叠字来表示亲昵的语气,如“白格生生脸脸”“巧格溜溜手手”等,即便是衬词,也采用与歌曲内容相吻合的字词,如“亲亲”“一疙瘩”等,这就增加了歌词的节奏美、音韵美、修辞美,整个民歌显得舒展、直白、扎实。陕北方言属于汉语北方话的西北方言区,但由于历史原因,语言中夹杂着他族语言的成分,促成了信天游词曲的丰富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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