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学习与传播研究：中国初现与实践

作为现代钢琴前身的古钢琴，据《元史·列传》中记载，它是在元代东征时被从欧洲带回来的键盘乐器，然而在中国宫廷中开展古钢琴教学活动应该是明清时期的事情了，当时在外国传教士的推广和传播下，西方钢琴艺术在中国社会中开始流行起来。早期的传教士试图借助钢琴为载体，希望打开中国音乐艺术之门，然而钢琴这件以采用多声音乐思维为原则的键盘乐器与中国传统以线性思维单音体系的音乐审美观念之间存在着难以契合的矛盾，因此，这种传播在当时只能是没有结果的“单相思”。正是这种初始的传播才缘起了中国钢琴教育的实践活动，并在小范围内启蒙了中国钢琴教育的思维理念。^[8]

中国古钢琴是由一位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所引进而来。1552年出生在意大利的他，青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神学和科学教育，受耶稣会指派，于1582年自澳门进入中国传教。他先到了广东肇庆，并在肇庆建了一座天主教堂，在这座教堂里有他带来的西洋乐器。这种乐器结构新颖、声音柔和，吸引了许多当地的群众，但是史料没指明是何种乐器。利玛窦在广东居住生活了大约十几年，其间，他还去了江苏、江西等一些南方城市进行传教。为了让中国人适应天主教，“利玛窦到中国不久，就采用儒冠儒服，一面介绍西学，一面学习中国语文，钻研中国典籍，研究中国的宗教和习俗，极力糅合中国的儒家学说”。经过一番曲折的摸索后，利玛窦终于融入了中国社会，并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官僚士绅的活动圈子。他的传教方式是学术传教，即先展示西方科学仪器，宣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吸引好奇的儒士，以广博的知识和全新的见解让他们眼界大开，以此取得儒士们对他的好感和尊敬，然后进行传教。利玛窦根据当时的情形提出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式，即以尊重中国文化为前提，利用“天主”做障眼，借用“尊孔”“崇儒”作为传教外衣，将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从而赢得了明朝皇帝的信任。1598年，他离开广东去了北京，企图觐见神宗皇帝，以达到长期在北京传教的目的。但是这次他未能如愿，神宗皇帝没有见他。1601年1月24日（明万历二十八年腊月二十一日），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几经周折，觐见皇帝的请求终于被批准，他给皇帝带来了许多礼物，其中就有古钢琴。关于这架古钢琴是拨弦古钢琴还是击弦古钢琴，史学界却各有其说。而“最权威的记载，应是利玛窦的手稿原件，英文为‘clavichord’，译成中文就是克拉维科德”。

中国早期的教会学校是最早把钢琴乐器运用于教学之中，而一些新式学校在传播西方音乐文化的同时，逐步建立了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模式，钢琴乐器对此则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在一些教会学校就开设了音乐课，其中也不乏钢琴教学活动，如1842年创办的香港马礼逊学堂、1850年创办的上海徐汇公学、1861年创办的上海清心女塾、1893年创办的上海中西女塾、1903年创办的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等，这些都是最早在中国开展钢琴教学活动的教会教育机构。1904年，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共同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使新制教育体系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就为钢琴教学活动提供了政策支持，钢琴成了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为国人所接受。此时在一些新式学堂也开设了钢琴课，如1906年创办的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09年创办的天津中西女中、1910年创办的北京西什库音乐专科学校、1912年创办的北京师范学校等，在这些新式教育机构中都设置了钢琴课程。这些教会学校和新式学校都积极开展了钢琴教学活动，它们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完全是西方的移植，由此构成了中国钢琴教学的最早经验。(www.xing528.com)

有关中国早期古钢琴的译名有很多，下面是教授陶亚兵先生对古钢琴名称及出处的说明：翼琴—金尼阁译著《中华传教史》中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西琴—《正教奉褒》所载《利玛窦贡物奏疏》，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所著《西方要纪》；雅琴—利玛窦所著《西琴曲意》中“小引”；番琴—冯时可所著《蓬窗续录》；洋琴—利玛窦所著《中国札记》，意大利文原稿中译本《利玛窦全集》，第1、2册，刘俊馀、王玉川合译；天琴—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手琴—方豪所著《中西交通史》；铁丝琴—艾儒略所著《大西泰利先生行迹》；大键琴—《利玛窦书信集》，意大利文原稿中译本《利玛窦全集》，第3、4册，罗渔译；大西洋琴—《利玛窦贡物奏疏》贡品清单；七十二弦琴—《续文献通考》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称呼并没有影响人们对这件乐器的定位定性，只是理解和着眼点不同罢了。

这个时期的钢琴教学活动作为一门音乐教育的重要课程获得了重视，并在“学堂乐歌”的音乐教育实践中发挥了作用。这个阶段的钢琴教师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担任，而一些国外留学归来的中国人和外籍教师也积极参与了早期的钢琴教学活动，他们把一系列欧美的钢琴基础教程引进了中国，为钢琴乐器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