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基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和资本运营环境，对资产剥离动机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俞铁成[6]（2001）在《公司紧缩——资本运营新境界》一书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资产剥离理论以及资产剥离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实际应用情况。作者对我国1999年上市公司发生的资产剥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特征和动因。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剥离“年末效应”显著，而且绝大多数的资产剥离属于关联交易，这些剥离往往是为了改善短期业绩而非提高长期经营业绩进行的。此外，该书还提到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动因除了追求主业清晰、改善现金流、扭转经营困境等之外，主要原因是出于“买壳上市”或者“配股保壳”的需要；但也有相当多的上市公司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利用资产剥离技术对企业资产结构或业务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杜宁[7]（2005）认为资产剥离是企业为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的战略调整，无论这些企业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于无奈。在适应复杂的环境时，资产剥离的动机表现得多种多样。由于我国经济处在转轨时期，这种环境决定了我国企业资产剥离的动机与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有一些不同。总而言之，我国企业资产剥离主要有九大动机，包括：剥离非经营资产，摆脱社会负担；剥离不良资产，改善资产质量；核销债务，改善资本结构；套取现金，应付债务危机；改变公司战略；纠正战略错误；获利；操作盈余；逃废债务。
陈玉罡、王苏生[8]（2007）对我国2003年发生资产剥离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选取14个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业绩的不同方面，并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特征和动因。研究结果发现，营运能力越低的公司实行剥离的可能性越高；偿债能力越低的公司实行剥离的可能性越高；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一高一低”的公司发生资产剥离的可能性低于其他公司。(www.xing528.com)
宓众、周香花[9]（2008）认为资产剥离作为企业一种收缩性的资本运营形式，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出九大类型的资产剥离时机，包括上市公司达不到法律法规的要求、上市公司并购后出现负的协同效应、上市公司强化核心业务、上市公司为拓宽融资渠道、上市公司为满足资金需求、上市公司为了规避税制、上市公司更替管理层时发生战略转移、上市公司出现不良资产等。
莫迁[10]（2008）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资产剥离的动机。他认为战略方面的动因主要包括：经营战略的调整；追求主业清晰，强化核心业务；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提升管理效率，消除负协同效应。直接的原因包括：减轻债务负担，改善财务状况；获得急需的现金。特殊原因包括：弥补错误的并购决策；规避管制、节约税收；“买壳上市”的需要。
孙春晓[11]（2010）对国内外资产剥离动因和阻碍的分析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梳理，从产业层面、企业层面及被剥离业务层面进行阐述。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产业制度环境变化、产业集中度、增长状况、技术变革等是公司资产剥离的主要动因。从公司层面来分析，作者通过研究指出，公司内因是导致进行资产剥离的直接原因，例如公司规模、多元化程度、公司的业绩、治理结构等。从被剥离单元的层面作者指出，被剥离业务的业绩等是影响剥离的重要因素，把没有吸引力的资产转化为现金，剥离那些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再投资于企业的核心业务或其他领域，改善企业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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