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热热闹闹的思想家微乎其微。尽管后来的记载中频频出现他们的名字,那是因为,从人类思想史上看他们是重要的,但他们当时却并非家喻户晓。他们在思想上的深入探寻不会为大多数同时代人所认识,也很难产生共鸣。幸运的是,历史,特别是精神的历史,大半不是庸人书写的,因为庸人既没有那样的能力,也没有那样的价值观。庄子是个有大智慧的思想家,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是个寂寞的人。当战国时期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在各国统治者面前搔首弄姿,以谋取财物和荣誉时,庄子却穿着破衣烂衫,轻蔑地嘲笑着。
东野稷十分擅长驾马车,他凭着自己一身驾车的本领去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接见了他,并叫他驾车表演。东野稷驾着马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车轮轧出的痕迹就像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笔直;而无论是向左转圈还是向右旋转,车辙都像木匠用圆规画的那么圆。鲁庄公大开眼界,满意地称赞说:“你驾车的技巧的确高超。看来,没有谁比得上你了。”说罢,鲁庄公兴致盎然地叫东野稷再兜一百个圈子。一个叫颜阖的人看到东野稷这样不顾一切地驾车,就对鲁庄公说:“我看,东野稷的马车很快就会翻的。”
鲁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站在一旁的颜阖,心里想着东野稷一定会创造驾车兜圈的纪录。但没过一会儿,东野稷的马果然累垮了,弄了个人仰马翻,东野稷因此扫兴而归,见了鲁庄公很是难堪。鲁庄公便问颜阖:“您怎么知道他会翻车呢?”颜阖回答说:“马再好,它的力气也总有个限度。我看东野稷驾的那匹马的力气已经耗尽,可是他还要让马拼命地跑。像这样蛮干,马不累垮才怪呢。”
世间万物,其能力总有一个限度。如果我们不认真把握这个限度,只是一味蛮干或瞎指挥,只会弄巧成拙或碰钉子。(www.xing528.com)
明代的王阳明曾用金子比喻人的德行,金子的纯度越高,人格的品位就越高。每个人都有几分金子,能否提高金子的纯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清醒地认识自己,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们常常不惧怕生活中的磨难,却往往因表扬和认同而忘记了心灵的恬适,拼命再拼命。领导表扬了、朋友羡慕了、同事嫉妒了,我们常常就会迷失自己,忘了自己的局限,难免会像东野稷那样落得一身尴尬。
美誉和名声走向反面,还可能害人害己。唐朝的宋之问颇有诗名,但在文采繁盛的唐朝,他的诗名红而不紫,并不十分突出。他有一个外甥叫刘希夷,少年高才,《唐才子传》记录刘希夷是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的进士。据说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诗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句,宋之问非常喜欢,知道这首诗还没有流传出去,就向刘希夷要这一联,用入他自己的诗中。刘希夷当时答应了,但后来又反悔,并泄漏了这个秘密,使宋之问大大出了丑。宋之问非常生气,就偷偷叫人用土袋压死了刘希夷,当时刘希夷还不到三十岁。这是唐人小说中所记的一段佚事,未必可信。但把这盆脏水泼到宋之问身上还是有点道理的,据说宋之问这人人品卑劣,一贯寡廉鲜耻,在武则天当政时甚至向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套近乎,他自己还想竞选武则天的男宠,但因口臭被刷掉了。他才华不足,却想博取声名,做出这样的事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宋之问能放下对“名满天下”的过度追求,量力而行,就不会一错再错,最终因种种恶行被皇帝赐死。宋之问本想名垂青史,结果却落了个恶名昭昭的结果,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名利的得来如果不是堂堂正正,并能于人有益,就不会品尝到其中的快乐。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少一点贪欲,多一点清醒,放下他人对你的赞美所带来的快慰,就不会被声名所累,就能清白、自在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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