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中的野鸡求食不易,走十步才找到一条虫,走一百步才找到一口水,但它还是不愿意被关到有水有食物的笼子里。虽然在笼子里身体不再劳累,也没有了其他动物的威胁,更不用担心风雨雷电的突袭,而且不愁吃喝,羽毛光亮,但终不比野外自由。《庄子·养生主》中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懂得养生的人,不会因为追求物欲的享受,而付出自由的代价。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摒弃“人为”,过滤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忘掉成心、机心与分别心。
我们都经历过孩提时代,那时候饿了就哭,吃饱了不闹,绝无贪求的欲望;爱父母,亲同伴,厌恶大灰狼,绝无虚饰和矫情;瞪大眼睛看世界,不懂即问,不会即学,全无功名利禄之念。这一切都是一种自然天性。我们常说,一个人最快乐的时候是小时候。小孩子快乐的原因并非没有难过的事,而是因为小孩子能及时把痛苦放开。成年人严肃而患得患失,常常感到心灵的沉重。孩童没有控制世界的非分之想,没有驾驭别人的野心,没有对声名权势的热衷,也没有害怕失败的恐惧焦虑,他们的快乐是真正无所挂碍的自然快乐。
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次次挫折和摔打却使我们渐渐失去了儿童的淳朴和天真。我们害怕贫穷,因而我们不再以满足自身需求为度,有了奢望;我们渴望成功,因而会常常恐惧失败而无法随心任意;慢慢学会了不动声色,硬起心肠。我们常常为功名、利禄、权势、地位这些人造的幻象所欺骗,甚而甘受它们驱遣,我们失落了自己的本真,同时也失去了无所挂碍的自然快乐。
清代诗人龚自珍写过一篇《病梅馆记》,说人们将梅树枝条扭曲,追求的是一种病态的美。原来在“文人画士”的心目中,梅花“以曲为美”“以疏为美”。但他们自己又不便对种梅的人直言,于是就暗通关节,让第三者来转告花农,让花农们把梅树的主枝砍掉,养其旁枝,再把直的枝条弄弯,以投“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因为这样,弄得“江浙之梅皆病”了。作者面对所购置的三百盆病梅,足足哭了三天,决心要为梅疗伤,并愿尽毕生的精力来治疗江浙一带大量的病梅。龚自珍对梅树的爱,正体现了庄子无为、自然的精神。(www.xing528.com)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一切最美好的都是最真挚的。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曾以童真之心创作出美丽多彩的作品,像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组曲”、德彪西的“儿童天地”,等等,都表达了孩子们的幻想,这些大艺术家的心充满了纯净天然!只有能保持自己自然天性的人,才是精神的伟人,才是永远快乐的人。这样的人心中有超然的大智慧,又有一双正视现实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人也不惧怕清贫,他安贫乐道,肉体消瘦,精神充溢;这样的人是参悟了自然之道,人生之道,返璞归真,也是最能享受人生的人。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庄子的哲学是最贴合他们内心深处隐微部分的。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佛家的禁欲严苛之间,庄子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是率性的,顺应自然的,反对人为束缚的。我国古代文人对退隐生活总是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了解,恬淡实在是人生的另一胜境,只有真正有智慧有胸襟的人才能享得这份恬淡。阮籍、陶渊明、李白、曹雪芹等人,都是这样的智者。
假使世外有一双无形的眼睛,俯视人间的财货名利之争,看见人们把这些当作欣赏与拥有,甚至为了私利与私欲,对美好的大自然横加伤掳,而看不到整个宇宙的奥秘神奇,那它将如何悲悯人们的愚昧啊!这无形的眼就是道家的眼。儒家给我们热情,引我们奋发有为;道家却给了我们境界,教我们超然。这种淡泊与超逸使人胸襟宏大。尽管置身红尘中,却能时刻腾身出来,站在红尘之外看红尘。用这样的胸襟做事,才不会被私利与私荣诱惑,才能实至名归,自然而然地登上事业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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