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这把尺子会准吗？
我们常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岂知人类的标准也不能放之四海皆准。所有的判断，都有它的前提条件，天下没有绝对、孤立的标准。《庄子·人间世》讲过这样一则小故事：
有一个叫石的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山路的一个拐弯处，看见一座土地庙，旁边有一棵高大无比的栎树。大到什么程度呢？树荫数十里，树身粗到数百人合抱而围不拢，树梢探云间。弟子们惊异地纷纷跑过去观看，匠石却视而不见继续走路。弟子追上前来好奇地问师傅：“我们生平从未见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徒弟眼中的奇树，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一文不值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造船，船会沉；做棺材，棺材会腐烂；做家具，家具会破裂；做门窗，门窗会溢出汁液；做柱子，柱子会招虫蚁。正是因为它没有用，才会这么长寿，这么高大。”
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能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所谓有用的橘树、梨树和柚树，在果实成熟时，就会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会死掉。一切有用的东西无不如此。我这一生，从小树起，就努力做到毫无用处，多次犯险，差一点就死于你这类木匠之手。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假如我像你所说的那样有用，岂不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徒弟。徒弟问道：“它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答道：“如果它不是长在庙旁边，而是长在路中央，不也早就被人砍掉当柴烧了吗？”
世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准则。树并不是生来为人服务的，它有着它的生存法则和成材法则。面对不同的事物，我们需要不同的评判标准。这棵树如果成材，很可能早就被木匠砍去做成了人们的生活日用品；这棵树如果果实很好，也可能早就被人们在采集果实时折毁。在人们的眼光中，它既不成材，也没有可供人们食用的果实，因此侥幸活到了今天。所谓的“材”与不“材”，只不过是人为设置的一个强权标准而已。庄子反对将真理绝对化，反对树立权威的独断专论，更反对将人类的价值夸大，藐视其他物种。他将是非的争论看作喋喋不休的絮语，将贪生怕死的恐惧视同一场美丽的梦幻。
《庄子·山木》篇说，一天晚上，庄子和他的学生到他的一位朋友家中做客。主人殷勤好客，便吩咐家里的仆人说：“家里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会叫的有用处，还能防贼呐。将那一只不会叫的鹅杀了，招待我们的客人。”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巨木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鹅却因不会叫而丧失性命，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繁杂、无序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有用和无用之间吧，虽然这之间的分寸太难掌握了，但已经可以避免许多灾祸，足以应付人世了。”(www.xing528.com)
记得小时候和小伙伴捉迷藏，我藏到了一个特别隐蔽的地方，躲进去，我能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我。我就这样蜷缩在那个角落里，眼看着一个个小朋友被抓出来，自己却安然无恙，十分得意。可是，由于我藏的地方太隐蔽了，谁也找不到我，大家一起找了我一会儿就不耐烦了。这时，正好有一家的大人叫孩子回去吃饭，小朋友们就四散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缩在那个角落，眼看着大家离去，只好自己灰溜溜地走出来。当初的得意变成了有些尴尬又无趣的结局。现在想来，人生的种种，都是如庄子所说，要把握有用和无用之间的度。捉迷藏时，藏得太浅，很快就束手就擒，是一种失败；而藏匿得太深，又会遭人遗弃，被彻底淘汰出局。最佳的境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可那又是何其难把握的一个分寸啊！
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与无用”“美与丑”“有成就与没有成就”，甚至于“长与短”“胖与瘦”，等等，都是人所规定的，它们会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用一把绝对的尺子来测量甚至作为衡量得失的标准，只会自寻烦恼。宋国京师的地方适合种植楸树、柏树和桑树。这三种树长到一握粗的时候，就被砍去做养猴子的木桩，更粗的树被砍去建房子，最粗的就被富贵人家砍去做棺材了。所以，这些树未能享受自然所赋予的寿命，就夭折了。有用的树被砍掉！古代祭祀河神的时候，白额头的牛、高鼻子的猪、有痔疮的女人，巫祝不会将其投到河里祭祀河神。因为这些都被看作不祥之物。桂树可以吃，被人砍下来吃掉。漆树可以防腐，被人用刀割。女子因为长得美，便被沉到河底给河神做老婆，美究竟是祥还是不祥呢？树被做成斧头的柄，反过来砍伐它自己。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很少人知道“无用”的用处。有智慧的人常以无用、不才、不祥的身份出现，以免除世上的祸患。商鞅、吴起、苏秦、张仪都很聪明，但都不得好死，有时候聪明反而成了杀死自己的工具。
汉朝的开国功臣韩信，被封为淮阴侯。他熟谙兵法，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然而，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立下的功绩和刘邦的恩宠，在几次关键时刻都优柔寡断，最终死于吕后之手。这正是聪明太过之误！而唐朝时的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对唐室可说是有再造之功。网络上曾流行过一副对联，下联就叫作“安史之乱，郭破虏，李莫愁”，巧妙地嵌入了金庸小说中的人名，说的是郭子仪平定了“安史之乱”，李唐家就不用发愁了。但郭子仪却处处小心谨慎，甚至对大太监鱼朝恩等人也态度卑下，终于得以保全自己。
大约与庄子同时代的屈原，因为受小人陷害，得不到君王的信任，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将一腔悲怨写成了《离骚》，把对宇宙自然的困惑写成了《天问》，最后投江而死。而庄子之后，特别是魏晋以后，庄子的精神成为中国文人的心灵安慰剂，屈原式的困境已不再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难题。陶渊明、嵇康已不必说，甚至像杜甫、苏轼这样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人，在不得志的时候，也可以适性逍遥，面对命运的捉弄一笑而过。他们既不会像屈原那样提出“天问”，更不会去自杀。柳宗元在被贬谪的苦闷中，他不仅没有想到死，还作了一篇《天对》，解答了屈原在《天问》一文中的一系列疑问。可以说，庄子的思想为中国人摆脱儒家伦理责任的束缚，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活下来，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这正是“无用之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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