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国学校和我们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与问题实践

苏联有两个学科领域——社会学科以及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经验学科——可能会遭到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人的批评。当然，苏联也有一些能干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们始终是缺乏经验的，因为他们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科学预言”的框框里开展工作。由于这个框框的限制，使得俄国人把独立的社会研究几乎看成是异端邪说。不过，目前这种局面已有明显改变。“管理学”曾经被看成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货色，而目前苏联当局也鼓励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这门学科开展系统的研究。带有某些“西方”色彩的社会研究看来正在开展。60年代期间，苏联曾派遣一支专家队伍到美国学习超级规划技术——美国就是用这种技术设计这个由私人企业构成的国家的未来的。如今，苏联的教育家不仅像以往一样仍然研究“外国的教育制度”，而且还在各种不同的相互补充的背景中研究比较教育，并把这种研究看做对教育上的各种问题和实践的一次系统回顾。所有这一切研究，比起不久前的共产主义教育和国家管理来，正统性大大减弱，而对经验则更加重视。与西方同行的个人接触也比以往自由得多。

苏联的整个教育制度处在全面的演变之中；但是，变化最快的莫过于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新的学科排列（对人、科学以及生产的潜力始终极为重视）取代了传统的学科之间的差别或“级别”的差异。此外，苏联还就向全体青少年普及十年制教育以及中间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问题，开展了认真的讨论和精心的研究。各专业的研究生都是按照国家预定的指标培养的。不仅是中央指示的力量，而且还有提职加薪的刺激，保证了国家对技术力量资源的统一调配。在苏联，除了思想意识和爱国主义等因素，还有纯粹的工业上的现实主义的考虑，使国家各企业部门的领导人认识到教育是一项永远不能忽略的投资。苏联对高等艺术教育也十分重视，全苏有50多所提供音乐、视觉艺术、戏剧和电影等方面的高等教育的专门院校。

苏联的妇女与男人在享有从事专业工作的机会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大约25%的工程师、三分之一的物理学家以及75%的医生是妇女。军队里一直有女将军。男女同校教育仍像1939年以前一样（战争期间曾一度中止），已成为通例。

“赫鲁晓夫改革”时期要求学生在校期间获得一段工作经验的实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它意味着要将整个学制延长一年——而这本身就得付出巨大的代价。难道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纯粹的实用主义的考虑？恐怕不是！从工厂管理人员（年轻的学生来厂劳动时就是托付给他们负责的）当时的批评中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克鲁普斯卡娅、马克思（以及他们之前的欧文）曾经设想过的一条共产主义原则——将教育、劳动和社会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综合技术教育的连续体，以及教育本身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当时都处于被抛弃的危险之中——捍卫这些原则，恐怕是“赫鲁晓夫改革”的主要原因。那些年，尤其是最近时期出现的不确定情况，标志着从一种形式的技术社会向正在我们所有西方国家中形成的另一种形式的技术社会过渡是何等艰难——这种转变，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从我前面提到的“第二个技术/教育阶段”向“第三个技术/教育阶段”过渡。这一过渡阶段的特征是，中级的“服务性”职业的大量发展。要发展这种职业，取决于“管理”中的合作关系、与经验相联系的信息传播以及理论与经验的进一步协调——无论对于企业的发展还是对于教育的改进都极为重要。

然而，在苏联，一方面要改变斯大林的过于学术性的课程，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过于功利主义的训练，这是有特殊理由的——这一点，从这种课程和训练的后果中就可以看出。1958年以前，苏联高等教育的入学无疑是一个瓶颈口，这必然使许多想要升学的学生仅仅因为招生名额少而不得不寻找别的出路。欧洲人鄙视“脏手”职业的思想残余甚至在当时的苏联也同样存在。这种资产阶级的不道德的思想当然会阻碍集体主义的精神建设，而当社会需要中级水平的技术人员、维修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不是高级的研究人员或教师的时候，这种思想就会起妨碍作用。斯大林在十年制学制推行的课程正规化运动为苏联的科技成就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样做在理论假设上却倒向了欧洲大陆国家（即非共产主义国家），并且与列宁所赞赏的“美国的”思想也背道而驰。纠正斯大林化的运动再次导致了更广泛地推行“干中学”。同时，它还把为下一阶段的工业化所必须做的事情与合乎社会需要的未来的共产主义文化结合在一起。以前那种特别的、把考不上大学的学生重新训练成从事实际工作者的做法，是不受欢迎的或不能令人满意的——当时看来如此，如今在许多地方看来仍然如此。

年龄稍大的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或旷课，其普遍原因是由于课上得没有趣味。课程中包括一些有明显实用价值的科目，尤其是对学生进行训练时让他们离家居住，可以减轻学生的不满和上课时心神不宁的现象。如今，苏联也像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发生了青少年犯罪以及行为不端的问题。不过，作为一个年轻人，虽然他的理想破灭了，浑身的劲又无处使，但是，没有人真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公众讨厌的人。(www.xing528.com)

在大学和学院本身，培养独立的见解，阅读“禁书”、讨论异端邪说以及成为“颓废派”已是相当流行的事。在自由世界，年轻人的这类行动不过是试图向旧的和传统的做法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而已。而在苏联，这可以说是对共产主义方式的挑战。有些学生穿西欧式的服装，听速度快、节奏强的爵士音乐——他们的行为不仅成了漫画报刊的讽刺对象，而且还遭到了当局的谴责。不过，在苏联，青年的不满从未达到对政府不忠的程度，虽然在1968年一度事态相当严重，后来它蔓延到南斯拉夫（其形式是公开出售对政府表示不满的出版物，并导致了大学政策的重大改变）以及其他东欧国家——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像地震余波一样，是当局可以清晰地感觉得到的。然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那么多的内部争议泄露到外界来，倒是令人惊奇的。某些批评意见或违反公认标准的见解（总之都在诗歌、音乐以及对与其有关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解释等方面）显然可以被苏联当局所接受。其明显证据从苏联期刊上的一些公开辩论，以及允许诗人和其他一些“愤怒的年轻人”到西方国家的首都访问的政策上均可发现。

对大学生的越轨行为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去看待。在苏联的工人阶级和非知识阶层中一直存在一些流氓和犯罪行为，“甚至宗教信仰”！即使在共产主义国家，机会和报酬显然也是很不均等的——这有时招致了人们的非议。因而，政策失败有时是有很多原因的。这无疑也是斯大林死后，行政管理的权力马上大肆下放（或至少责任下放——但仍在莫斯科中央的戒备的目光的监视之下）的原因之一。如一位作者写道：这次权力下放，就像莫斯科官僚机构的巨大蜂箱被打翻。保险的工作已不再有了。管理人员在自己的领域内必须胜任工作、认真负责。遥控指挥显然已成往事。我们可以确信，工业上职权的分散不仅仅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至少，原因之一是为了博取更多的民众的欢心。还有公认的一点，即它与政府宣称的更有效地开发东部和北部的决心是一致的。自那时以来，苏联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号召青年人在上大学前或大学毕业后去开发“处女地”的运动。这种移居是半自愿性质的，但移居者通常发现这是一种获益匪浅的经历。而从苏联上层行政官员的观点来看，它无疑还是一个安全阀。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党的正统观念把文学和艺术上的偏向或越轨行为视若政治上的亵渎，对其采取压制的立场。过去的十几年中，苏联发生了不少前所未有的偏离党的路线的现象。从1960年开始，大学教授们可以公开地无所顾忌地——不但可在自己家中，而且还可在教授俱乐部里——收听英、美电台的英语广播。陌生人偶然在酒吧间或其他公共场所相遇会自由地讨论起（或主动找人谈话，或欣然加入别人的谈话）这类节目的内容。很显然，他们都曾博览书刊，而且消息很灵通。他们还可以把反共的外国客人带到自己家中，不过，允许教师这样做还是从1957年开始的。但是，“政策放宽”只不过持续了一阵子，目前似乎又紧了起来。

总而言之，在苏维埃制度下生活对于成千上万的苏联男女老少意味着什么呢？在局外人看来，苏联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似乎是灰暗的、令人压抑的。即使我们忘却苏联的严酷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我们所看到的也是拥挤的住房、价高质次的消费品、严密的管辖、单调的服饰式样、传统的艺术……然而，职工的上班时间却逐步地减少到每周最多40小时，不久还要减至35小时；妇女如今可享受112天带薪产假；患病工人可去克里米亚的条件极好的疗养院休假——这一切对于俄国人和外国观察者各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外国人是品尝不到微妙的自由的滋味的。因而我们用了不适当的标准——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他们的标准——去判断苏联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