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育体制-意识形态与控制

即使我们懂俄语、与苏联人保持着联系、到过苏联、有办法获得日益增多的完备的文献资料、具备对苏联日常的发展和政策进行透彻分析的学识，我们自己所知的关于苏联及其教育的许多情况仍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苏联，有一架巨大的国家机器全面控制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这种控制不仅通过管理的方式，而且还通过说教的方式：规定各级各类教育的目的、内容、重点和教学方法；掌握师资补充、教育机会的分配、薪金的发放、高等教育的招生以及毕业生的工作安排。

这种控制在正规教育中最为明显；但是，它也同样有力地渗透到所有的舆论宣传工具、出版界、法人组织，甚至艺术中的自我表现以及一切能够施行控制的领域中去。然而，即便是这类监督控制（必要时，即为了适应政策变调的需要时，还包括操纵）也不过是苏联政府的一个宏大奋斗目标的组成部分。这个宏大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使整个苏联生活的“集体”都发挥教育作用。这一目标是由马克思系统地提出、列宁以及其他共产主义理论家加以发展、苏维埃国家付诸实施的。

不仅那种传教士式的热情和为达到宣传目的而采取的种种做法会使统计资料失实（后来公布的情况往往反映出这么一个问题，即先前制定的计划起码都是太乐观）；而且就是在官方出版物里出现的“医生”“工程师”以及“高等教育”这类词可能在其他国家里只能称“医疗辅助人员”“熟练技工”或“中学后教育”。毫无疑问，在对外公布的数字中，其他许多国家对这类术语的使用也是不够慎重的；甚至连一些被认为具有比较眼光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用词上也缺少足够的分析。而在研究苏联的制度时，我们更应注意这方面可能造成的误解。

在苏维埃制度内部，曾有许许多多虔诚的、忠告式的宣传，如“热爱劳动是苏联人的本色！”“苏联人是世界上道德最纯洁的人！”；因而对于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一事实——直到1967年，仍有一半的边远地区农村家庭没有电灯照明，三分之二的这类家庭自己烘面包、挤奶^[4]——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我们也不必为这一点而感到惊奇，即从1977年的官方出版物《苏联教育》中，我们居然发现师范学校（中等教育水平）仍在培养师资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5]虽然，根据以前的官方报道，这类学校日渐减少，已成了过去时代的遗物。因此，可以说，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与其说是资料性的，毋宁说是教育性的。

我们这些置身于这个制度之外的人之所以能发现这类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原因有二。（1）我们迟早可以获得其他方面的情报，有时候东欧国家的同行为我们提供了未正式公布的资料；他们收集这类资料一则是出于学术上的求实精神，但也可能是出于讨厌苏联共产党所公布的材料的缘故。（2）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批评当做公民行为的一种责任。而且，在我们这些多元论者的国家里，我们与那种所谓应有一种包括一切、对全人类都是适用的制度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而苏联公民，尤其是苏联儿童却处于这种思想的包围之中——现在苏联国家所采取的企图通过一切手段对人们的头脑施加影响的控制措施使它获得了立足之地，而俄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传统更使它得以滋长。在这么一种环境下，如果说至少是忠于他们的国家及其正直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对你十分了解时）也可能对国家提出恰如其分的批评，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但是，对于苏联儿童以及普通人来讲，其感觉和认识实际上与外界是隔绝的。

显而易见，不同类型的苏联公民对他们的国家和制度的感情不可能都是相同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苏联幅员辽阔：北部是仅仅覆盖着一簇簇矮小灌木丛的北极区荒地，中部是茂密的森林和生长小麦的平原，南部的黑海和里海沿岸是出产茶叶、稻米和棕榈的地带。从西到东的距离更为遥远，一端是欧洲的波罗的海，另一端却是亚洲的日本海。此外，这个国家的自然差异和气候变化也特别明显。可以说，苏联是一个充满极端事物的国家。老人们几乎还记得，在沙皇统治时期，这个国家存在着贫富之间、特权阶层与被奴役阶层之间的两个极端。而促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统一国家的因素有三点：（1）帝俄政府的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政治；（2）与外部世界自由交往的困难；（3）“做一个正直的人”的观念——这一点是统治者和东正教教士所竭力鼓吹的。

这一点也将是很明显的，即今日苏联政府的许多独特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旧日帝俄政府的一些特点演变而来的。不信神的苏联共产主义的方法和奥秘与“神圣的俄国”的方法和奥秘竟然像到惟妙惟肖的程度，以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评论者有时也批评说“在苏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东西，往往是完全违背辩证法的”。^[6]掺入到爱国主义感情中去的还有种种非常重要的别的成分的感情。这种感情有些是通过把一些合理的现代心理学原理应用到那些最出色的苏联学校的活动中去的方式巧妙地获得强化的，有些则是专门通过开展各种有控制的青年人的创造性活动培养起来。最近几年，普通的苏联民众也有很多机会去参观苏联经济所带来的物质进步，特别是蔚为壮观的宇航成就。

尽管目前苏联生活还很艰苦，生活水平比南欧诸国低（当然更无法与英国和美国比），但是，大多数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苏联公民显然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富裕。他们的物质生活和工作条件比他们的前辈好得多，数量上和方式上都得到了改进。对于那些根本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人来说，他们并不感到缺少真正的自由。灌输并没有多大差异。差异主要是从最近几年苏联宣传家们和管理人员所实行的高度机械化的控制中产生的，还有一些是由于不允许人们私下有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的自由（而过去曾允许一些开明人士和“知识界人士”有这种自由）而引起的。但是，很显然，自从斯大林逝世后，人们正在要求得到更多的这方面的自由。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单是1960～1964年期间知识界气候的变化就很令人吃惊。这段时间苏联知识分子获得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内探讨问题的自由比别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多得多。而在另一方面，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如要求人权和宗教自由的人士）遭受迫害的事实来看，苏联当局与各种类型的独裁主义国家一样，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仍然极其严密。

假如我们试图了解普通苏联公民对他们国家的成就和它所实行的严密控制是如何感受的，那么我们首先必须看一看他们所获得以及将来可能获得的物质利益。由于废除了世袭的等级和特权制度，消灭了经济上贫富悬殊的状况，并为他们提供了第一流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因此，苏联普通公民对党的特权、党的干涉和全国普遍性的严密的组织控制（这些东西在历史上就是他们司空见惯的）的不满情绪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再者，非共产主义的观察家们时常要对在年轻人的聚会中每每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兴奋情绪进行一番评论。看起来，年轻人都感到他们在一起劳动为的是未来——一个也许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子孙的未来。当局要求青年在实际工作中和文化上为未来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个过程有助于青年人养成在“集体”中执行任务的观念并从内心感受到完成任务的喜悦。而苏联的这种集体观念，公正地说来，只能与别国的宗教观念相比。人们也一直把他们的青年献身集体的意识看成基督教青年会的一种感情。

人们并非是随随便便把苏联的集体意识和目的与宗教的感情和目的相比的，列宁曾经说过：“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7]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不但对自己组织的成员，而且也对邻近组织的成员的行为实行严密的监视。它们反对青年的懒散行为和不良习惯（包括吸烟），相互之间开展履行社会主义者的誓言（如讲礼貌、守秩序和提高生产率）的竞赛。工会组织以及其他有关群众团体等，也都具有类似的职能并开展类似的活动。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苏联共产党来正式安排的；然而，从表面看来，其大部分活动又似乎是自发合作产生的。实现共产主义者的信念、完成社会改革的实际工作，要有富于献身精神的组织来承担。这种献身精神与天主教行会和兄弟会的精神并非没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各种组织的活动是渗透到整个公民和工业生活之中的——包括各种成人的活动之中。因而，苏联所有的这类半自愿“团体”都得参加各种公共活动，以及那种把街道、公共建筑和运输工具清洗得一尘不染的大扫除运动。这种公民和个人情感以及信念的全面培养使得苏联学校的教育目标的内容比别国学校更为丰富（但教会学校和英国的公学除外；俄国人很注重这类学校的研究，它们很可能为苏联寄宿学校学生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培养提供启示）。

在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和坦桑尼亚）的不发达地区，可以在青年人中间发现一种类似的“向前看”的思想。在苏联，东部未开垦的“处女地”区域对青年人也有类似吸引力：一个已在希望之中的黄金时代——如果不是这片广阔领土本身——在召唤着他们。在那里，他们时常得忍受比他们所习惯的更为艰苦的工作条件和更为寂寞的生活环境。虽然，那里的物质待遇比其他地方高，但是，未来在召唤的意识却是他们生活中的最动人的经历之一。毫无疑义，苏联的学校、时尚、城市都是缺少生气的，有时甚至是死气沉沉的。但是，我们对苏联人那种自得其乐的情绪（或许热情）不应低估。人们一般就是凭着这股情绪或热情去支持一个正在为他们规划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政权的（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这样教育人民去看待它的）。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它的这一启示之中：未来是可以通过认识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加以科学的控制的。它告诉我们：思想、感情、政治经验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自然环境制约着人类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的和经济的发展——这是人类最高形式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张社会变革的处方，它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认识“现实”的物质条件（即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把广大劳动人民当做真正的社会改革的动力源泉，给人民以力量，并教育人民认识自己的作用。显然，自然界的能源一定要开发，能源的利用一定要改进，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也要不断改善；但是，对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桩管理的事情。它取决于对那些已经确知的“科学规律”从意识形态上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些规律包含在马克思著作里提出的原则之中，苏联共产党近几年又从其现代意义上对它们作了评价。

非马克思主义者将会发现，这张处方中蕴藏着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即在“劳动人民”的民众教育和民众行动与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阶层的作用（和地位）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再者，这一点也无可否认，即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除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阶层之外，苏联的官僚阶层和专家阶层（和别国的上层阶级一样）维持和利用一种中等和高等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又反过来支持和加强了这两个阶层的力量——虽说它也无疑地使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改善。

这里还应注意其他两个特征：一个是有关大陆欧洲人的；另一个与宗教色彩有关。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语言中，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经验主义的“科学”与接近于哲学或思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含义上并没有明显区别。因而，人们讲到“科学”，自然包括艺术、文学和哲学。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推测和著作，也像医学和空间技术学一样，可以被说成是“科学的”。第二点是：一提到一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当代捍卫者——列宁主义的党的作用，就会使人很奇怪地联想起东正教会曾经宣称的或别的教会如今宣称的那种作用。其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各个教会一般都把自己的主要兴趣放在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上。而共产党不但控制人们的信仰和伦理道德，而且还控制着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直接有关的国民经济的物质生产、教育制度以及动力资源和通讯、交通系统的建设。它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至少比任何理论宣传更有说服力。

因为党从外部施行的控制常被一些作者疏忽（而这种控制事实上渗透到苏联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尤其是各级教育部门），所以，（例如）卢那察尔斯基1917年的宣言——中央只对学校实行最少的控制，人民可以自行决定其教育的发展——常被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相反，我们应该记住列宁提出的两个基本的等式：

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时刻表　　　(www.xing528.com)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8]　　　　　

我们应该把这两条绝妙的等式与列宁关于建立和促使社会主义制度顺利运行的其他宣言联系起来看。他把工会说成是连接马达和机器的传送带，并告诫人们“如果工会——连接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传送带——安装得不适当或运行得很糟糕，那么就不可避免会发生灾难”。^[9]

在日常的苏联术语中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词用来表达进行自发活动的“群体”的意思；比较适当的两个词是“集体”和“代表团”——表示已派某人为代表从组织的中心传递消息或接受命令。在东欧，城镇、村庄到处都颇为策略地安装了广播喇叭，其作用无疑是为了传播分布在各要害地带的党的活动中心的指示（至少，这是在你询问时所得到的答案）。通过这种方式很快就可以把普通老百姓动员起来——对于这一点，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捷克斯洛伐克，就在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载人的宇宙航行的那一天，有一位农民拦住了我正乘坐的那辆公共汽车，告诉我们这条消息。当我们的汽车在下一站停靠的时候，单张头的新闻公报已经贴了出来：“共产主义者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高举写着“热烈欢呼苏联科学征服太空！”之类标语的旗帜，已经开始游行了。

举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例子：1961年，在捷克的另一个城市发生了一次“自发性的”示威游行，游行者挤满大街，强烈抗议“美国入侵古巴”（在猪湾事件中）。各家工厂和办公室人都走空了，游行者抬着一具经过适当装饰、用以嘲笑帝国主义者末日的棺材（来自一家国营棺材厂），一直在大街上闹到傍晚。然而，一旦是真正的自发性的示威游行，那自然会很快被控制起来。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些不过是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苏联的现象；但在当时，假如有人问起一些微妙的与“综合技术教育”的详情和含义有关的问题，那么捷克教育部的上层官员们就会从一本用俄语写的书里给你找出答案。共产党管理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在苏联以及在几乎所有的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关教育的规定（其他一切规定也是如此），无论是细则还是一般性的规定，都是经过党批准的。每一本教科书的每一条定义的每一个词，都要尽可能得到党的正式批准。1977年通过的苏联宪法首次正式把党放在政府的核心位置上——尽管事实上党从一开始就是凌驾于政府之上的。

情况既然这样，为什么对人民所喜爱的事物会作那么多的让步——这的确令人惊奇！其实，苏联公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是共产党员（目前占9%）；因此，只有入党才算享有真正特权，而人们也往往把入党看做进身之阶，并为之而奋力追求。青年人要求入党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并达到27岁左右才会被接纳。为了达到入党标准，或者为了成为合格的少先队员（从9、10岁到14、15岁）和共青团员（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以上），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不仅都得过党组织那种形式的生活，而且还必须能够在学校或在工厂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或工作成就。一旦推荐某人去担任某一官职，第一件有关的事情就是他的各次考试的分数。

虽然，苏联共产党不时接纳了一批又一批新党员（如勃列日涅夫先生在1971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但是，目前强调的是要确保每一个新党员“无愧于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崇高称号”，并且要防止“发展的新党员数量上过多”。在整个东欧，各国共产党领袖们在党员数量发展上有时热一阵，有时冷一阵；但是，他们都从未放松对党的作用的重要性的强调。这的确是一个通过保证工人阶级成分以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问题。1971年，苏联党员中只有40%是“工人”——即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或生产者。提升的官员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血缘，那他们是很容易脱离实际的。

党组织极力鼓励教师入党；根据当局的要求，教师的行为准则是：“向学生传授扎扎实实的科学基础知识，使他们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养成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因而，毫不奇怪，到1968年，教师中就有25%的党员在中学后教育机构，当时各校平均约有三分之一的教师是党员；不过各学科教师党员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党员约占27%，社会科学、政治学和哲学学科的党员占91%以上。在东欧国家，人们时常谈起，党员资格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或人人所觊觎的东西，而且也是进入领导阶层的基本条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9年的一份报告《苏联的科学政策》（第308页），曾用一张图表揭示了苏联共产党是如何维持对中学后教育的控制的。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看成党从外部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但是，从教育的观点看，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东西所起的内化作用。我们已经注意到，各级各类学校和青年在各种场合开展的一切活动时常被用来达到社会化和思想灌输的目的。在后面的一节里，我们将要看一看党的各种青年组织是如何想方设法被用来开展极为丰富多彩的真正的教育活动和培养各种优秀人才的；而现在，我们仍然有必要再继续谈一谈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广度和深度，但要了解这些，其前提是必须与下层社会有频繁的接触——这是苏联制度所鼓励的。苏联的意识形态控制，其中有些其实可远远追溯到共产党统治之前。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村镇居民的生活和观点在许多方面几乎是保持完全清一色的，任何一次会议都可指望开到意见完全统一为止。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控制手段的现代化，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便有可能变得更加严密。

大多数父母每天上班。部分由于这一原因，苏联学校的假期仍然很短。但我们知道，苏联学校在6月、7月和8月期间是关闭的（高中毕业班除外，毕业考试的折磨几乎要花去6月这整整一个月），而每学年四个学期中间都有短暂的假期（在11月、元旦和3月底），因此，表面看来苏联学校的假日似乎不很少。其实，苏联的学年几乎是世界上最长的，每年在210到230天之间，与法国的180天和美国的平均175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寄宿学校的学生以外，我们还应看一看长日制学校的学生状况——在这种学校里，学生做游戏、开展娱乐性的学习活动或做家庭作业；在校多呆几个钟头，直到父母下班才回家。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在气候恶劣的季节，学生在学期之中到户外开展活动的机会时常受到限制。

为了适合孩子精力充沛的特点，除开展个人的或“少先队之家”的直接的学习活动之外，学校还组织孩子们参加野营、秋收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建设活动”。许多或大多数城市儿童如今每年可在管束比较松懈的状态下参加为期最长三个月的野营活动（由党的青年组织或工会之类的机构举办）。野营的地点通常选在海滨、湖畔或森林里。而很大一批学生每周在寄宿学校度过六天，只在星期天回家。闲暇、学校、家庭被连为一体。学业成绩极为重要，考试分数常被公布于众。如果学生学业不佳，那么他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党组织里都不可能有出息。孩子们自始至终都在受到管束和促进，而这种促进的方式之多也许是我们想像不到的。

对学生的控制，不仅通过学校本身，而且还通过对各种书籍出版的垄断（包括用英雄的故事来取代许多童话），对报纸、电台和电影的审查以及通过各种青年组织加以保证。党的准则的贯彻不可能永远都畅通无阻；但是，假若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影响存在，就必定会贯彻得更加顺利一些。试想一下，假使我们的周围只有宣传提高生产率、共产主义优点、音乐会、国产咖啡、反对抽烟或其他恶习之类的广告，我们的城市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苏联政府不鼓励人们借钱购物或过那种入不敷出的生活，没有为迎合时尚而搞些色情引诱的东西，也没有其他种种可能会诱使青少年道德堕落的腐朽影响。所有的电台、电视节目（似乎从未停播过）也都是教育人民和提高人民趣味的媒介物。波兰人爱开一些玩世不恭的玩笑，捷克人轻松愉快，南斯拉夫人热情好客；而一到苏联，情形就截然不同，往往不禁使人想起女修道院里的那种气氛——至少在任何官方安排的场合是这样。

这种印象并非是某个外国观察家凭空想像出来的。相反，它是苏联当局有意制造的。连小学生的教室里都张贴着“崇高的画像”——有列宁童年时代的像，有列宁青年时代为事业忘我工作的像，有列宁凯旋归来的像，还有列宁张臂欢迎客人或挥手指向远方——这是他的信徒们必须前往和带领各民族前往的方向——等各种姿态的像。而在学校青年组织的活动室里，可能还有一尊慈祥的列宁塑像，背后衬着大红布幕，前面摆着几盆鲜花。在一些重要场所（如“少先队之家”）常有一幅典雅的、乳色的、列宁在一圈花环中迎接少年儿童的画像。（这里就不怎么符合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此外，我还看到过一幅斯大林伯伯安详地与列宁下棋的油画。当然，如今斯大林已从画像上消失；即使是赫鲁晓夫也已成了记忆中的人物。无疑，为了掩盖时间上的缺漏和某些历史事件，在近几年有关教育的各种官方文告中，虔诚怀念列宁的内容再度广泛流行。于是，自我超越——在苏联，它取代了别国的许多宗教教规的作用——便通过向光荣的苏维埃国家创始人表示敬意的方式（而不是目前的“个人崇拜”的方式）被创造出来了。

在整个这一过程中，当局希望教师积极参加并能起到示范作用。但是，教师毕竟以教学为主；主要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是各种青年组织活动的领导人，从教育上讲，他们的“教养”内容极为丰富，道德成分居多。许多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是一些特别富于献身精神的教师。我曾看到过几幅配画标语（画面是快乐的少年儿童欢迎自己的辅导员），上面写着：“青年教师是少先队员的最好朋友。”除青年组织外，党组织和各种俱乐部也为青少年提供了不少社会性的服务和文体活动；而在其他国家，这类服务和活动则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文化之家”与整个成年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接替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继续为成年人提供各种社交（和社会化）机会。

不用说，在工厂和各个居民区的党的组织，也在教育上和意识形态上施加了支配性的影响。各种工会包括教师工会，也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从教师来讲，他们的感受是特别深切的：虽然学生除两个较短的假期外，还有一个为期达三个月的暑假；但是，教师仅仅只放48天假，其余时间要么进暑假学校学习或参加会议（每年占20%），要么全体教师一道（通常如此）参加校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