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界对法国改革的观点

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改革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大学校长联合会反对强行在大学里推行新结构和要求大学承担新任务。大规模的教师工会联盟担心进一步增加教师的工作时间和教学任务，特别是当各委员会重新考虑教师在法国现代化学校制度中应起的作用时更是如此。对盎格鲁—撒克逊的教师来说，“教学工作仅仅是总的教育任务中的一个方面”的说法是很普通的，可是，这句话在法国却是捅马蜂窝的事，这也许是由于勒内·哈比这个1975～1977年改革的设计师和起草人在1978年以后不再任教育部长了。

尽管如此，来自教育“用户”（如家长、雇主和学生本人）的反建议派也正在积聚力量。根据法律和教育部法令，在原则上，也许在日益增多的实践中，家长们有较大的发言权；当然，为了给家长和高年级学生以更大的发言权，法国正在加速制定改革计划。特别在义务教育后教育领域，教师工会联合会及其分会强调他们所熟悉的连续性；但是，目前种种需要的必然性以及持续的日益增多的学生要求，似乎可能带来规模较前更大的改组或对抗。如果那样，改革的政治意愿也许会有机可乘。

法国（也许各国都如此）的那些改革在高中阶段以及在不断发展的义务教育后教育领域中似乎最切实可行，同时也最迫切需要进行。入学人数的压力减缓了义务教育后教育期望的人数和种类的增长速度；但是，空前的需求仍在继续增长。单单人口统计方面的压力就促使人们注意到，不论出生率如何波动，法国人坚持大城市的竞争把各省和条件较差的社会阶级排斥在竞赛圈之外，尽管法国人也主张“民主化”。目前家长和年轻人提出的主张比过去更有说服力。今天，通讯和相互影响的刻不容缓也渗透到所有有关学校的决策之中。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考虑95个省之间所取得的不同程度的教育成就。60年代初期，人们指出，有些省的儿童入大学的机会要比其他一些省多100倍。在两个极端之间，不同程度的差别无疑是存在的，而这些差别决不能只归因于距离问题。能力和决心方面的差别、节俭或慷慨、十分复杂的思想状况，都会对各省之间的差别起作用。因为规划和改革可能会带来高质量的教育、真正的个人机会以及社会的公正，法国人正在为此勇敢奋斗。然而，1972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等教育后教育数量发展的趋势》指出，在法国，出身于地位高的家庭的儿童入大学的机会是出身于地位低的家庭的儿童的28倍（相比之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比例为5：1）。而且，入法国大学还要冒程度高得多的退学危险，而且无论如何它不像入大学校那样能有一个比较有保证的美好未来——大学校本身实际上也与家庭和学校的背景相联。

与其一本正经地去重复在全章中已经强调过的观点，不如仅仅通过提及在比较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法国的某些特点来结束我们的分析。

其中有对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的不同主张——这往往是在不同的认识水平和由不同级别的行政部门提出的。同样，在一个用“理性”这个词表达“正确”含义的国家里，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个人的适应性在解决问题时只能处于次要地位。尽管法国获得了科技优势，但长期的理智贵族统治的传统直到近些年来才开始重视技术训练。虽然我们不应低估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法国在工商业领域内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可是法国人对商业的合理化或企业的改组却一直缺少足够的注意。

一种理想的和普遍的天命的悠久的宗教传统，能为一切人所理解，借助外界的“恩典”能够达到，但却受到罪孽的成人的“堕落”本性破坏的这种宗教传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把注意力集中于完美无瑕的原理上，而不顾更充分的个人和地方对改革的职责。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价值和优点在法国教育制度生气勃勃的再计划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

然而，一种新的精神已经产生。法国现在并不是每件事都要慎重考虑后才去做。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战后的政治变迁以及国际舞台的变化，激励法国学者和实验者以一种互补的方式同其他国家的同行开展密切协作。至少某些颇有影响的法国研究人员和学者已不再单单去展示法国最好的东西，或去证明旧体制延续的正确性，相反，他们非常愿意在比较研究我们大家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进行合作。(www.xing528.com)

对法国而言，这样一种内心的改变特别困难。法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在此期间，古典时代的许多观念不但已渗透到现代认识之中，而且往往体现在世界范围的民主和科学体制之中。目前法国几乎所有占据重要位置的人都是通过选拔制度筛选出来的，这种选拔制度在早期就挑选那些学习和专业方面能够出类拔萃的人，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

中央集权制、一致性和唯理智论，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大革命以来的主要工具。这些工具旨在使理性和平等的方法达到一个完美的程度，这样，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挑战一直是复杂多变的。然而，它们遇到的是一种特殊的法国式反应，即拘泥形式的理性的反应。而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认为一件事情行得通就是“正确”，当碰到深奥的道德和哲学问题时，我们往往苦于说不出理由。我们怀疑“纯理性”，不只是在公共生活和教育方面。可是，我们需要看到，比起法国只相信“理性”来，我们依附于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不见得更为合理。也许这两种态度至多只代表目前需要的教育问题分析的部分说明罢了。

对法国人来说，特别是对法国教育家来说，旧的“确定性”已经消失。帝国（往往称之为“海外法国”）的没落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如果法国人要继续履行普及文明的使命，那么，这个使命的完成决不能依靠吸收古老的观念准则，而要依靠内部的更新。国内舞台以及如此多的安稳的设想被归来的“移居者”以及（不久以前）从外国移来的有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教育要求的工人所扰乱了。法国制度所受到的冲击（这些冲击增强了战时和战后良心危机的冲击力）促使法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问题是全欧洲（确切地说也是全世界）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这些问题不能用拿破仑式的教育体制或原则的优势来解决。

技术的世界和现代企业的世界不能等待“你一个人干”或“你自己后院”的方法去改革教育。确实，世界的迫切变革的步伐和方式，不取决于那些开工业革命之先河而现在又正在与“工业”后社会所造成的教育后果进行斗争的国家。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远，以寻求某些线索（如果不是答案的话）。

【注释】

[1]霍尔斯：《现代法国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牛津，珀加蒙出版社，1976年，第260页。